四、所有權集中化的后果與現實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以來，美國大型傳媒集團之間加速進行的兼並和重組讓人們對媒體所有權集中化所可能產生的后果產生了憂慮。著名媒體評論家 Landay（1999）指出，在這裡“我們不是在處理橡膠輪胎或是巧克力糖果，而是要面對一個社會所能發出的聲音將掌握在越來越少的幾隻手中。這樣的事實引起了我們的憂慮和恐慌。” 正如Landay所擔心的，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將會產生負面且深遠的政治經濟影響。

維亞康姆董事長薩默爾•雷石東認為，不斷進行中的媒體兼並和重組“使得媒體企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擁有如此強的盈利能力，這對整個產業來說都是非常振奮人心的。” 然而，雷石東的這番言論卻忽視了新聞內容本身在並購后可能受到的不利影響。大型媒體集團進行兼並重組的目的無非就是利用新購進的媒體分支為其創造更多利潤。這樣，被收購的媒體就往往被賦予了快速生產利潤的使命。正如McChesney（1999）所指出的，媒體越來越少地報道有價值的新聞，因為“有價值的新聞往往意味著壞的生意，而沒有價值的新聞卻常常對生意非常有好處。” 媒體集團在進行並購之后為了能使其盡快進入盈利模式，一般都會削減新分支中的新聞開支，並且將節目根據盈利需要進行調整。在維亞康姆收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之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原來的新聞節目和公共事務類節目就被“根據需要”明顯地削減。而另一家被維亞康姆收購的布萊克娛樂電視台也於隨后宣布取消其絕大部分的公共事務類節目，並且全部用娛樂節目替代。

用娛樂節目代替新聞類節目除了能夠吸引受眾外，還可以避免為媒體集團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因為娛樂節目與社會調查或時政類節目相比，能夠避免侵犯到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媒體需要廣告商們為其提供收入，同時也需要政客們的支持，因此那些可能會威脅到他們利益的內容一般都不會出現在集團的節目中。這類似於一種以隱蔽方式進行的新聞審查，就像Miller（1999）所說的，“隨著不斷膨脹的維亞康姆集團把利益鏈遍布全球各地，即使是它那些謹慎小心的記者們也很容易在報道中觸犯到自己公司的利益。每當遇到這種情況，他們都會在今后的報道中變得更加謹慎。這樣，盡管公司有時候也會對新聞直接進行干預，但更多的時候，新聞審查是通過記者們的自知之明而實現的。就像削減必要的新聞開支一樣，這種審查對新聞內容的影響會隨著媒體的集中和膨脹而變得越來越嚴重。”

隨著媒體的集中化和集團化，媒體集團與整個資本家階級及政治精英們的聯系也就越來越緊密。因此，大型媒體集團不可避免地會去維護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雖然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這樣描述“完美”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制度：相互獨立的企業在市場上進行激烈的競爭，而政府從來不會對市場進行不必要的干預和控制。然而，事情的真相遠非如此。商業機構之間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關聯，大型媒體集團更是通過“連鎖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的方式與其他行業的企業建立了各種緊密的聯系。媒體集團的董事會上坐著曾經的政治家們以及非媒體行業的高管們，這些高管有的還是該媒體的主要廣告客戶。比如，在2002年4月的時候，維亞康姆集團的董事威廉姆•格雷還有著如下的身份：美國國會議員兼預算委員會主席﹔美國黑人聯合大學基金會旗下聯合大學基金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戴爾公司、美國電子數據系統公司、Ezgov.com公司、摩根大通集團、美國城市債券保險公司、輝瑞公司、寶誠金融集團、羅克韋爾國際公司和偉世通公司的董事。

此外，這些社會精英們還定期聚在一起舉行一些保密的非正式會議。比如在1996年，媒體業投資銀行家赫伯特•艾倫在美國愛達荷州舉辦了一次度假會議，一共有130位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傳媒大亨及商業巨頭參加。其中包括了新聞集團董事長魯伯特•默多克，維亞康姆集團董事長薩默爾•雷石東，迪士尼公司董事長邁克爾•埃斯納和時代華納公司董事長杰拉德•萊文。在公眾的眼裡，這些人本應當是媒體領域相互競爭的對手，應當在商業戰場上相互“厮殺”，然而事實是，這些人像老朋友一樣坐在一起，談著如何相互照顧彼此的商業利益，如何共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此外，這種度假會議的內容是完全保密的，如果誰將內容泄露了出去，那麼他就失去了今后繼續參加這個會議的資格。

連鎖董事與定期度假會議給了這些傳媒大亨和商業巨頭默契合謀（tacit collusion）的機會。他們可以借此商議聯合起來共同限制競爭，商議彼此之間的商業優先權，商議攜手對抗可能損害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共同威脅，並借此建立一個足以控制美國經濟的大型企業之間的關系網絡。在1995年愛達荷州一個小型度假勝地的會晤中，迪士尼的董事長邁克爾•埃斯納與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董事長沃倫•巴菲特達成了迪士尼收購美國廣播公司的交易，該交易總共價值190億美元。而在2000年的一次度假會晤中，維亞康姆集團的董事長薩默爾•雷石東與布萊克娛樂電視台的董事長羅伯特•約翰遜“在劃水、釣魚與打高爾夫球的間隙中不斷探討生意”，幾個月后，維亞康姆宣布了收購布萊克娛樂電視台的決定。 此外，這些媒體巨頭及商業精英們與政治精英也保持著緊密的聯系。他們加入相同的俱樂部，在相同的餐館就餐，住在相同的街區，出席相同的籌款晚宴，並且去相同的學校上學。政客和政府官員們本身就是資本家階級中的一員，他們與資本家們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保持現有的制度和秩序。政客們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需要依靠資本家的支持和資助，而資本家們為了保住自己在商業中的競爭優勢，需要政府通過制訂或廢除相關的法規來提供幫助。資本家們與政治家們形成了一個利益的共同體，而大型媒體集團已成為這些利益的擁有者和代理人。

比如，大型媒體集團為了討好政府，一般都會支持和宣傳政治家們的意志和目標，並且邊緣化甚至忽略不滿的聲音。2003年，新聞集團旗下的福克斯電視台被指責利用其關於戰爭的報道來討好布什政府，特別是共和黨人、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邁克爾•鮑威爾。福克斯電視台支持戰爭、支持布什政府的堅定立場“湊巧”發生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對美國“全國電視台所有權規則”的重新審查過程中。如果該規則在這次的審查過程中得到修改，將會使新聞集團對直播電視集團的收購得以順利進行。而這項交易的順利完成能夠使新聞集團在美國擁有自己的電視分播系統，從而可以不再需要依賴別人的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網絡播放自己的節目。

那些主要依賴衛星電視傳播商生存的小型電視頻道擔心，新聞集團會用停止播出它們的節目作為威脅來迫使它們降低出售節目的價格。在美國，由於直播電視集團在衛星電視供應領域隻有回聲星通信公司（EchoStar）一家主要競爭對手，如果其成功被新聞集團收購的話，新聞集團將不僅有能力控制美國電視上播放的內容本身，而且可以通過傳播商制造壁壘限制其它競爭對手的進入。雖然在新聞集團董事長默多克宣布收購計劃后，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礙於“全國電視所有權規則”並沒有立即批准這個計劃。但大部分分析人士相信這項交易的達成不會有什麼懸念，因為默多克先生從來都是“在合同書的墨水變干之前就已經跳上了去華盛頓的飛機”。 如今，政府、資本和大型媒體集團已經形成了一種“互利共生”的關系，那些認為自由市場制度中媒體能夠獨立於政府控制和商業影響的想法不過是一個幻想而已。

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大型媒體集團可以影響公共政策和公眾意見，並且有能力將一些事件屏蔽在公眾的視野之外。比如，在2003年2月，當對於修改“全國電視台所有權規則”的辯論在聯邦通訊委員會激烈進行的時候，一項由佩尤研究中心發起的調查顯示，72%的美國民眾表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幾個月以后，一些專欄作家，如紐約時報的威廉•薩菲爾和洛杉磯時報的布賴恩•洛瑞開始站出來公開反對並號召民眾抵制可能出現的對“全國電視台所有權規則”的修改。隨后，一些有政治影響力的組織，如美國全國婦女組織和全國步槍協會也加入了這個行列。 直到這個時候，紙質媒體才開始很不情願地對修改“全國電視台所有權規則”的相關討論進行報道，而廣播和電視媒體則仍然對此幾乎隻字未提，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做出修改該規則決定的前幾天。而在2011年9月，當“佔領華爾街運動”已經擴展到全美國120多個城市時，主流媒體上依舊是一片寂靜。佩尤研究中心的卓越新聞計劃研究發現，在9月25日至10月2日佔總量14%的關於經濟報道的新聞版面和新聞編排中，關於“佔領華爾街”的報道僅佔了這14%報道中的12%。即便有些媒體對這個事件進行了跟蹤報道，也大都對這項帶有反抗統治階級性質的運動持消極評價。比如，紐約時報在其對於抗議示威活動的早期評論中就充滿了嘲諷的口氣，指責示威者是“用幼稚的手法示范進步主義”。

在涉及階級和經濟問題的時候，大型媒體集團的報道普遍傾向於站在保守主義的立場上。這些媒體善於運用“自由”和“民主”這樣的概念對事件進行評價。在它們的話語體系中，“民主”被等同於“市場機制”，“言論自由”被等同於“商業言論自由”。隻要“不損害資產階級的特權”，即使與事實不符的報道也可以被稱為“客觀”，即使是對私人事物和公共事務進行任意干涉都可以被稱為“自由”。而如果誰對這樣的理解持有反對意見，則往往會被媒體抨擊為異端。此外，保守主義者總是把“自由”（liberal）與“激進”（radical）歸到同一個類別，他們在報道中經常使用“自由主義”這一概念來評價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贊揚和對現存權力關系的維護，這顯然與真正的激進主義者或是進步左派人士的理念背道而馳。實際上，大型媒體集團報道的新聞中所展現出的觀點一般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圍內，而且這些觀點從來不會挑戰現有的權力系統。這樣，任何對於保守勢力的批評都會被抨擊為“新聞工作者的偏見”。大型媒體集團一般都會站在一個偏右的立場上，因為對保守主義立場的批評都是“偏見”，而那些保守主義人士所持的觀點才是真正的“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