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依法行政，從一個口號變成了一項項活生生的法律制度，它已然促使中國的行政管理逐步從人治走向法治，促使中國公民的正當權益得到保障。
人類發展歷程中，無論是波濤澎湃，還是涓涓細流，從來不缺乏奇跡。“公法的脆弱性”——要求掌權者奉法守法，歷來是各國法治建設的航程中必須克服的障礙。
中國，僅用了35年的時間，從無到有，不僅形成了嶄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法治體系和中國特色行政法學，而且進行了卓有成就的制度創新和全面實踐，這在世界法治發展史上不能不堪稱一個奇跡。
19世紀末，西方人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概念。而彼時封閉愚昧的清政府還對此聞所未聞。100年后的1993年，這四個字第一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而僅僅6年，它又赫然寫入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憲法。
如今，“依法行政”的概念已深入人心，並成為中國進入法治社會的一個醒目標識。它所蘊含的能量和生機在中國法治史的長河中，無論給予如何高的評價都不足為過——它徹底顛覆了幾千年政府管理社會的思路，徹底改變了普通百姓參與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整個國家的精神面貌已隨著公民社會的悄然形成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
百部法律構建中國特色行政法治大廈
在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以觀照權利保障為核心的現代民主意義的行政法制建設還是一片空白。中國在法治道路上被遠遠地甩在了世界進步潮流之后。
“25年前，我在北大法律系讀書的時候，學校尚沒有行政法課，整個國家幾乎還沒有行政法，人們甚至都不知道行政法為何物。1987年，浙江一個村民狀告縣政府，還被新聞界當作重大新聞;福建一個個體戶告公安局，竟被公安局在法庭上當庭抓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回顧起中國行政法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感慨萬千。
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官貴民賤、官尊民卑的觀念根深蒂固。新中國建立后，要求規范行政權力運行的制度一步到位並不現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把民主和法制提到重要位置。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官民爭議案件大量涌現。如何回應人民和時代的需求，考驗著政府部門。
1982年頒布的憲法，開啟了我國法制建設的新階段，確立了以人民主權、法律至上為核心的現代行政法治原則，這為行政法制建設注入了嶄新的活力。
1989年行政訴訟法通過，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辦事，行政行為必須有事實依據、有法律根據和符合法定程序。政府首次表明向人民負責、向法律負責，民可告官的民主時代開啟。這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劃時代的裡程碑。
老百姓歡欣鼓舞，委屈可以到法院去說說了。1990年，更快捷經濟的行政救濟渠道——行政復議制度配套推出。如果行政機關罰錯了，人抓錯了，造成的損失要不要賠償。要賠，沒有法律根據怎麼辦?四年后，國家賠償法出台。
在應訴過程中，政府發覺自己很多行為缺乏法律依據。大規模的行政立法就此上場。在行政訴訟法實施后的上世紀90年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每年通過的法律和相關決定超過20個，國務院每年發布的行政法規達70個左右。在短短時間內，公安、工商、稅務乃至教、科等部門的規章陸續擺上行政辦公案頭。
孟德斯鳩曾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現代法治要求建立一個權力受制約並個體受激勵的廉潔政府。而最好的“清潔劑”就是“陽光”。通過實施行政監察法、公務員法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老百姓心裡更踏實了。
在2011年全國人大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庄嚴宣布: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工作目標如期完成。截至2010年底，我國已制定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規690多件、地方性法規8600多件。而其中80%以上重點調整行政關系，主要由行政機關負責執行。
在打造服務型政府中自我變革
35年來，中國行政法治腳步匆匆，足音陣陣。在逐步建立完善實體規范、程序控制和法律救濟為一體的法律體系的同時，整個行政法治理念也有了質的提升。中國各級政府為選擇和探索公權力的運作模式，選擇和探索權與法的關系，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獲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轉型期矛盾充分暴露。能否直面制度變革中的各種現實問題，考驗著政府攻堅克難的智慧。
為防止權力濫用，限制權力濫用的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強制法等應運而生，他們共同確立了公正、公開、公平的程序原則，標志著中國行政法制建設進入程序與實體並重時期。
為了不再上演一個饅頭由六個饅頭辦管著的鬧劇，不再重現辦理一個許可証要到20個單位蓋章而跑斷了腿的現象，2004年行政許可法通過。這部法律最明確直接地體現了有限政府的原則，從根本上解決“審批經濟”現象，行政權力受到了更嚴格的約束。
2003年，27歲大學生孫志剛的生命沉寂在廣州一個收容遣送站裡，國人悲憤。運行22年的收容遣送制走向終結，我們為年輕生命的逝去而久久站立，也看到了行政法治在艱難中前行的沉重背影。
2004年，國務院印發《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首要目標”。政府在世紀之交向全世界宣告了建好法治政府的信心。
孫志剛用生命換來了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進步;國內奶業的監管在三聚氰胺事件后重新審視食品安全標准;多發的礦難和項目腐敗案件直逼官員問責制的落地。面對生命與民生的拷問，新世紀的中國政府必須站在人民、時代需要的陣列中看待自己肩負的職責。
2007年，泉州、沈陽等地工商部門啟用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柔性執法方式;2011年起北京市西城區將行政機關及首長職權逐一清理后全部公示;行政審批地點在悄悄挪向便民街角，辦公樓裡出現了開放式的辦公大廳;冷冰冰的警示命令不經意間換成了溫馨提示的辦事指南;政府決策敞開大門邀請公眾參與、專家論証。
逐步走上法治軌道的中國政府，思維理念和工作方式發生著巨大變化:權力並非越大越好。無所不能不如精干和有效，獨斷專行不如民主加陽光，封閉強硬不如開放與合作，重制裁和處罰不如多給予並多服務。
百姓夢想催生著政府的智慧
中國夢是國家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但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追求幸福與美好永遠是整個國家和人民前行不懈的動力。
如今行政訴訟已成平常事;政府處罰不僅要出示証件，說明根據、理由，還要聽取相對人的陳述、申辯，告知其救濟途徑;春運火車票漲價，鐵道部門要開聽証會，聽取老百姓意見，就連機動車駕駛員的年齡應限定在70歲還是65歲，身高是一米五還是一米四五，都要在網上討論，征詢民意。
當政府不再用單一管制的面孔面對百姓時，服務人民的政府自然讓民生需求得到極大解放。老百姓期望著有一天不用擔心喝的水不干淨，期望自己的家園不會突然被歸入強拆的名單，期望爭議可以公道地解決，期望不會被莫須有的勞教從親人身邊帶離，期望無助時永遠有溫暖的臂膀依靠。希望一切更美好的朴實夢想，正是中國夢真正的內涵。
如果夢想是人們堅持奮斗不懈努力的理由的話，那政府就是對夢想的實現肩負承諾的同行人。百姓夢想不斷考驗著政府智慧，也會為打造成最令百姓滿意的政府指明改革的方向。
作為法治后發國家，我們的依法行政要快速發展，離不開公眾的監督、參與和支持。當依法行政，從一個口號變成了一項項活生生的法律制度，它已然促使中國的行政管理逐步從人治走向法治，促使中國公民的正當權益得到保障。我們共同期待著未來的依法行政能一路高歌，助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夢想成真。對此，人民對政府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