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創造出的世界圖像，常如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
　　　　　　　　　　　　　　　　　　　　　　　　　　　　　　　　　　　　　（韋伯（Max Weber），《宗教與世界》）

在上篇文章中，我們提到“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過程，直接的表現是其人均收入水平繼續提高以最終達到並超過高收入國家標准，這事實就是一個中國是否能夠再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問題”。由於目前的高收入國家，基本是工業革命以來經歷了“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以后形成的，因此要回答中國是否能夠具有類似的經濟增長經歷並邁入高收入行列，就必須了解“現代經濟增長”現象是什麼、它又是如何發生的。
　　　這樣，我們先對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即經濟增長理論）關於“現代經濟增長”的解釋進行了極其簡要的回顧。現代經濟學對於經濟增長的關注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兩次熱潮，其結果是分別產生了以“索羅模型”為標志的傳統增長理論，和以“內生增長模型”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羅默、盧卡斯等）。前者強調投資和物質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后者則更為重視技術進步和創新和其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經濟增長的根本作用。與此同時，一些經濟學家（諾斯等）則更進一步試圖回答“技術進步和創新又是如何產生的？社會中的各種制度安排會對技術進步、創新和社會財富的創造發揮怎樣的作用？”。可以看到，經濟學理論對於現代經濟增長源泉的探索，一直從資本到技術再到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不斷演進，並不意味著后面的理論就全面超越了前面的理論，更不是說后面的理論結論就比前面的理論結論就更為正確。正如托馬斯·庫恩在其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指出的：“科學中的進步並非通往單一真理的簡單直線。一個新理論之所以被選擇來取代舊理論，與其說是因為真，還不如說是因為一種世界觀的改變。我們所說的進步，體現去追求更為恰當的世界觀念和更為融洽地與世界互動”。因此，經濟增長理論對於“現代經濟增長現象”的不同解釋，強調的是同一個極其復雜事物的不同方面，它們之間並非一種替代關系，而是一種互補關系。（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