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學理論在解釋“現代經濟增長現象”時所遇到的困難和存在的不足
　　　可以看到，在經濟學理論的不斷探索，對於“現代經濟增長”的產生，人們開始認識到資本是重要的，接著認識到技術是重要的，再認識到制度是重要的。正如目前坊間正熱的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的著作《為什麼有的國家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一書，通篇在講述政治和經濟制度對於國富國窮的決定性意義。
　　　然而，對現代經濟增長源泉的追問並未終結，人們繼續要問：“制度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一些國家可以擁有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制度，但許多國家卻不能？”經濟學理論對於制度的產生和演進也做了很深入地分析，給出了許多富有洞察力的結論。經濟學家往往從經濟學的基本前提“理性人假設”出發，將制度的產生和演變理解成為個人和組織不斷進行理性博弈的結果，即所謂的自發秩序不斷演進的產物。例如哈耶克就認為市場秩序是自發秩序的最好例子之一，即它不是任何人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
　　　經濟學對於制度產生演進、乃至於現代經濟增長現象的解釋，常常是簡潔有力、不可或缺的。然而正如我們剛才對於不同經濟增長理論比較時所指出的，任何一個理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往往強調的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的理論，也不例外。它這種基於理性人假設的觀察視角在解釋“現代經濟增長”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經濟社會發生全面深刻變化的復雜現象時，常常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這裡的困難一方面來自經濟學理論對於人們的思想觀念、尤其是終極價值觀念難以有效把握。所謂終極價值觀念，是指對於“人生意義、生命價值和宇宙起源”等終極問題的看法，終極價值觀念的產生起源於人類主要文明的軸心時期，我們在以后的文章中將對此一重要概念展開詳細的討論。由於人們在進行社會行動時往往是受主觀的願望所驅使，即任何社會行動背后都有人的主觀動機，而這種主觀動機通常受到價值觀念的支配，這裡的價值觀念不僅包括理性計算從而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觀念（即經濟學所依賴的理性人觀念），而且包括那些終極關懷所導致的人們應該如何行為的觀念（例如秉持怎樣的宗教信仰，就會有相應一整套的行為觀念），而后者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往往是更根本的。當然，人們持有哪種終極關懷的信仰，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經濟因素和理性計算的影響，但想要完全從利益計算來解釋人們的宗教信仰，卻是不可能的，“應然”領域的價值觀念無法完全用“實然”領域的利益計算來推出。反過來，宗教因素在人類社會許多根本制度的起源和演進中，卻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例如通常被認為是有利於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制度：法治和私有財產權利，它們的產生和演變都離不開宗教的影響，事實上正是始於11世紀的教皇革命使得天主教會引入羅馬法傳統，從而真正奠定了西方的法治傳統。伯爾曼（Harold Berman）在其名著《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中曾對西方法治傳統的形成有過極其精彩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