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方私有財產制度的確立同樣與宗教因素密不可分，正是天主教會推動了歐洲社會產生近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參見福山在其最近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的第16章中，對於基督教如何打破家庭觀念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但是在經濟學對制度演進的解釋中，往往隻看到人們基於理性計算做出的選擇（這個視角當然也是必要的，但還不夠），而終極價值觀念尤其是宗教因素的影響，往往是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如前所述，哈耶克基於認識論的角度總是傾向於將制度的演進解釋成為一個自發秩序的擴展過程，這當然是極富洞察力和解釋力的。然而如果隻用自發演進的理性視角來看待制度產生，則是遠遠不夠的，某種程度上就會造成很大的認知偏差。例如哈耶克非常願意強調法律制度也是一種自發秩序和自發規則的形成，他對英國普通法的推崇正是基於上述理由。哈耶克認為英國普通法的形成主要由於其自發形成的過程，而具有種種優點。然而正如歷史事實所展示的，宗教因素和國家強制力量在許多社會法律體系的形成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國普通法的形成也不例外。但是對宗教意識在英國普通法中的作用，哈耶克的關注卻相當不夠。
　　　經濟學解釋制度起源和演進所遇到的第二個困難在於對具體歷史過程的把握。當代經濟學家通常容易犯的一個毛病是用現代社會形成的觀念想當然地推演至過去，將經濟學所秉持的一些基本假設不恰當地、過度地用來詮釋傳統社會。例如個人權利及其相關的制度通常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石，正因為個人追求利潤無可厚非，市場經濟才得以獲得正當性並不斷拓展。然而，如果從歷史的事實出發，可以看到個人觀念和權利的產生、以及將個人權利作為市場經濟乃至其他社會制度的基石，並非是早已有之、古已有之。在傳統社會中，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個人觀念和個人產權，隻有家族（集體）觀念和家族（集體）產權。人們為單純追求利潤和“為賣而買”來從事經濟活動，也只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和現象。市場經濟的發展並不像許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宣稱的，只是每個人基於理性計算而產生的自發秩序的擴展，就如波蘭尼在其名著《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所指出的，“市場經濟實際上內嵌在各種政治、宗教和社會關系中”。
　　　簡而言之，經濟學的視角對於制度起源和演進過程的解釋往往是簡潔和有力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對於人們思想觀念尤其是終極價值觀念的把握存在缺陷，不少時候使得它的論斷常常流於簡單和膚淺﹔而現代經濟學作為當代社會觀念演進下的產物，對於歷史事實的把握也嫌不足，它對制度起源和演進的解釋，不少時候造成對歷史事實的誤解和歪曲。
　　　因此，當把對現代經濟增長的探討深入到制度的層次時，已經不能再單純隻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來加以分析，而是需要借助和結合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多種視角輔以考察﹔而對現代經濟增長的討論也已經無法隻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是需要從整個社會變遷的角度加以把握，這也正是為什麼考察中國邁入高收入的過程，需要從現代化轉型的角度加以考察的原因。
　　　事實上，正如前面所談到的，工業革命以來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在不同時期能否進入現代經濟增長、以何種方式進入現代經濟增長、以及進入到現代經濟增長后的表現，都表現出極大的差異。而不同國家這種表現的差異，不僅與它們近現代的選擇和行為有關，也深深受制於其過去所經歷的傳統社會模式。正是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傳統時期具有的社會模式和制度安排、加上近現代的選擇和行為，共同決定了其當前的經濟增長表現。為什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由“馬克思類型的現代經濟增長”過渡到“庫茲涅茨類型的現代經濟增長”，似乎顯得更為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但前蘇聯卻費盡周折，直到覆滅也未走出“馬克思類型的現代經濟增長”的陷阱。而許多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更是遲遲難以迎來現代經濟增長的曙光﹔這些不同國家和地區看似無可逃遁的宿命，都需要從其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進行變遷的宏觀框架下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