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決定論和觀念決定論：馬克思典范和韋伯典范
　　　一旦從社會變遷的宏觀視角出發，事實上已有兩大思想流派對於社會整體演進的根本邏輯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即側重於經濟層面的“馬克思典范”和側重於思想觀念層面的“韋伯典范”。
　　　馬克思認為“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隻有從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參見“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由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演進的動力便是不斷變化進步的生產力和相對靜止落后的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而被壓迫階級反抗壓迫階級的階級斗爭是推動生產關系變遷的根本機制。
　　　韋伯則從資本主義的起源入手，探討了為什麼資本主義會最先在奉行新教倫理的國家興起，從而引發了思想觀念層面的終極信仰對一個社會經濟社會發展中影響的普遍討論。通過對不同社會的宗教信仰與其經濟社會發展的考察，韋伯確立了思想觀念尤其是宗教信仰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意義。換言之，“並不是隻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也能使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參見“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顧准文集》）。
　　　將博大精深的馬克思典范和韋伯典范分別貼上“經濟決定論”或“觀念決定論”的標簽，顯然失之過於簡單和粗糙，甚至是一種誤解和歪曲。更為確切的說法是“這兩大學說對於社會整體變遷的解釋相對而言更為側重經濟的因素還是觀念的因素”。事實上，韋伯本人就認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當然他同時強調“由理念所創造出的世界圖像，常如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與此同時，恩格斯也強調“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引自“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
　　　可以看到，在前面文章中對於中國邁入高收入的主流觀點，即中國要邁向高收入“主要在於加大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作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判斷，以及對於現代經濟增長側重於資本和技術的解釋，大都可以歸於“馬克思典范”的范疇（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典范中的理論未必都同意馬克思本人的學說，我們將側重於物質、技術、經濟力量對社會變遷的作用都歸於馬克思典范）。而那種認為“中國邁向高收入是要實現價值觀念的更新和現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以及更重視制度和價值觀念在現代經濟增長作用的學說，則屬於“韋伯典范”的范疇。
　　　無論是馬克思典范還是韋伯典范，都在不同側面給出了社會變遷的根本規律，為如何分析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變指明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它們的學說對於歷史事實均有著很強的解釋力和穿透力，當然也存在著各自的不足。在這裡需要擯棄的是對不同典范採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簡單態度，以及試圖用“因果一元論（causal monism）”的方法來對紛繁復雜的社會變遷加以解釋。正如韋伯指出，由於在社會現象中，意義的問題扮演者主要的角色，所以在社會科學領域，並沒有絕對嚴格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不過是局部的概率性說明。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也無法找到嚴格的決定論。我們需要採用因果多元論的方法（causal pluralism）對社會變遷過程加以分析，即對一個事件的發生需要用多項原因加以說明，而這些原因的分量輕重，在很多時候也依賴於研究者的價值預設。
　　　總之，對於社會整體變遷這樣的宏偉命題而言，“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的典范從不同的視角給出了各自的學說，“馬克思典范”和“韋伯典范”就像拼圖游戲中的圖塊，隻有把它們放到一起我們才能看到關於社會變遷的更完整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