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張學良為什麼要立這份遺囑？他當時面臨著怎樣的危險和困難呢？這需要從頭說起。西安事變發生后，宋子文、宋美齡飛往西安，經多方周旋，雙方達成協議，張、楊放蔣，蔣則應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為了給蔣介石挽回面子，親自送蔣回南京。上飛機之前，宋氏兄妹曾拍著胸脯擔保張學良的人生安全，但蔣介石一到南京，便食言將張學良軟禁起來，並於12月31日組織軍事法庭對其進行審判，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次年1月4日雖予特赦，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張學良從此失去自由。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引起西安方面的激烈反對。5日，楊虎城和於學忠領銜對蔣介石的做法提出質問，同日楊虎城還專電蔣介石，要求釋放張學良。對此，處於軟禁中的張學良並不知情。他相信蔣介石遲早會踐行諾言，放自己回西安。1月2日他在大本日記中寫道：“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靜看書，快哉！讀《三朝名臣言行錄》‘韓琦’一篇。鮑志一來看我，彼從西安（來），現被派返西安。余致虎城等一函，令速復交通，令飛機第九大隊返南昌，並言余約在五號左右可返。戴雨農陪同鮑來。子文來一函慰我。”“並言余約在五號左右可返”一語，反映出他對事情的嚴重性缺乏足夠的估計。從1月3日到5日，先后有宋子文、戴笠、陳誠、蔣鼎文、衛立煌來談，張學良除了接待訪客外，其余時間就是讀書。1月5日張學良在大本日記中寫道：“讀數章古文，快哉！”可見他心情不錯。

但到1月6日，情況發生了變化。當天張學良在大本日記中寫道：“早要報紙看，不允。”看來是要對他封鎖消息，所以張學良認為：“余悉事必有何說道。”下午張學良通過與戴笠、劉健群、朱紹良等談話，得知南京政府對西安的處置辦法：“1、顧墨三行營主任。2、王廷午甘肅綏主任。3、孫蔚如主陝。4、中央軍陝甘不動外，樊、萬、李等軍駐潼關、西安、寶雞、咸陽等處。十七路退駐耀、栒邑、甘、延一帶。東北軍回原防，餉歸軍政部。並叫我三事：1、發宣言。2、駐京。3、告將士書。”張學良“告以如蔣先生命我可”。談話期間，“守者屢入，請出不去”。這不免讓張學良感到不舒服，因此他在日記中寫道：“余想如九·一八時，日人獲我，恐亦不過如此。”不過他同時表示：“但余為出愛國熱誠，而如此今日，這也是意料中之事，又有何乎？”盡管如此，“駐京”一條還是深深刺痛了張學良，因為這意味著他將再也回不了西安，也無法率領東北軍收復失地。他當天在大本日記“提要”欄中寫下的這段話最能說明問題：“西安之事，聞之使我憂悲萬分，夜不能睡。余希停止內戰，可一致對外。不成想恐內亂又來，抗日無期。余救國有心，處事乏策。余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國，等於誤國。中國人卅歲為最高年齡，余已卅六矣，還有何惜乎？惜家難國仇未報耳。不知何人埋吾骨於東北也。”由此看來，當張學良得知蔣介石不讓其再回西安的消息后，極其悲憤，以致“夜不能睡”。他決心要以死來抗爭，因此當天晚上便立下了這份遺囑，表示“寧可自盡也不願意接受屈辱”。

不過張學良以死抗爭的決心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如前所述，1月7日上午當莫柳忱、劉敬輿等人來看他時，他曾激憤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並出示了頭天晚上寫的這份遺囑，以致劉哲落淚，“三人戚戚而離去。”到了下午張學良便后悔起來：“下午余思之甚悔，朋友遠地而來，我不好好地同他們談，使他們十分難過，這是不對的。想再請他們來好好地談一談，守者答請示過不准。”在當天大本日記的“提要”欄張學良還寫道：“余心浮氣躁，盛氣凌人。今早對劉、莫之來談，而不平心，使他們戚戚。愧死愧死！當切改之。”后來孫蔚如、馬佔山、何柱國、李維城、王以哲、鮑文樾、董英斌、繆澂流、劉多荃、李興中、沈克、申伯純、盧廣績、王菊人、吳家象等東北軍將領雖曾聯名致函張學良，表示“鈞座一日不歸，即當前問題一日不能解決。……如中央必欲以武力解決，進逼不已，使我求和平而不能，欲抗日而無路，則除立起周旋、生死不計外，亦決無他法”。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為了讓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現在如果因為自己引起新的內戰，不免與初衷相悖。張學良為了避免內戰，不得不表示服從，放棄抗爭，並勸諭部下服從南京方面的命令。1月19日他在致楊虎城的信中甚至表示：“唯一關於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陝局未解決前，是不便說起，斷不可以為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目下最要，以大誠大勇之精神而服從之，此事方有補益。”既然張學良決定放棄抗爭，接受現實，其所立遺囑自然也就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