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國道路奠基於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探索。離開創中國道路時間最近、關系最密、影響最大的，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探索。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左右的歷史時期，當然不能混為一談。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體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實際工作內容上，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有很大差別。改革開放前對社會主義的實踐和探索，開始是照搬蘇聯模式，帶來很多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沒有解決好”，根本說來是指還沒有形成一條正確的道路。但是，不管經歷了怎樣的曲折，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探索實踐，對中國道路來說，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承續和承載。對此，十八大報告提出，毛澤東那一代人為中國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

什麼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主要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理論准備”有哪些？不僅包括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些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還有對一窮二白的中國，社會主義還處於不發達階段，把國家建設好大概要100年這個最大國情和歷史方位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斷﹔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的論述﹔“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的提出﹔遵循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和做好綜合平衡的要求﹔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關系的主張﹔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等。關於“物質基礎”，則包括建立了獨立、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和“兩彈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設成就。以上，都屬於十八大報告說的“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至於“寶貴經驗”，既包括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積累的許多正確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錯誤經驗。這些，都是從實踐到理論、從物質到精神不同方面，為中國道路的開創積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資源。

關於從改革開放前到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演進特點，鄧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時，說得很清楚：“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這幾層意思具體地說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開創中國道路的過程中，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在他們選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創新，而是在他們直接碰到的，由毛澤東那一代人奠定的基礎上開始開創中國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