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之以眾，取之以公”：克服人情干擾與規則約束的矛盾

　　選官與用人，除了講究原則，還需要有制度的保証。到司馬光的時代，中國古代選官制度已經非常完備，完備到出現了新的困局。一個人能否做官，能夠做什麼級別的官，不是哪個人可以說了算的，而是通過嚴格的資歷體系各項指標的計算得出來的。這個資歷體系，由出身、任職經歷、考績、舉主、年資等等因素構成，而且都是有檔案可查的。用蘇軾的話說，“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所以，他提出了任人與任法的兩難抉擇問題，“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中？”（蘇軾《私試策問·人與法並用》）簡言之，蘇軾的問題在於，選官用人的過程中，如何克服人情干擾與規則約束的矛盾。

　　司馬光當然沒有直接回答“蘇軾之問”，卻在《資治通鑒》中評論唐代中期宰相崔祐甫用人之時，間接提供了一個答案。由於德宗皇帝居喪，崔祐甫獲得了特別的授權，面對前任宰相常袞積壓的大量人事安排，他放開手腳，不到二百天的時間裡，就安排提拔了八百來人。德宗皇帝對他說：“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崔祐甫回答：“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不認識的人自然無法知道其才能德行如何了。德宗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君臣之間的這段對話，涉及到蘇軾說的任人與任法的問題，崔祐甫的做法是任人而不任法，憑著皇帝的信任，本著一顆公心，在自己認識的人中大膽提拔任用。

　　司馬光並不認同崔祐甫的做法，僅憑一人之力，熟識的人總是有限的，即使完全出於公心，也不可能沒有遺漏。他提出的辦法是，“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后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發之私於其間”。這是司馬光有關選官用人問題論述中最切近制度設計的議論，也是對“蘇軾之問”最接近出口的一個回答，這樣做既不陷於人情干擾，又可免於越來越繁密的規則的束縛。但是，這個議論畢竟還是停留在理念上，在制度設計中如何做到“舉之以眾，取之以公”，這就不是生活在遙遠北宋時代的司馬光和蘇軾們能夠解決的問題了。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