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器識而后才藝”：推崇有擔當意識和包容能力的人

　　在政治生活中，一個人的德還體現在器識上。一個具有擔當意識和包容能力的人，才能真正稱得上是“器識宏偉”。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特別強調器識。在記唐代儒將裴行儉去世時，司馬光又追述其擔任吏部侍郎時“有知人之鑒”，通過裴行儉對包括“初唐四杰”在內的幾位年輕士子發展前途的判斷並得到應驗的事例，突出表達了“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后才藝”的觀點。盡管裴行儉的所謂“知人之鑒”難免主觀武斷之嫌，甚至對“四杰”的這一段負面評價是否出自裴行儉也受到質疑，但司馬光對裴行儉的稱頌，以及對“先器識而后才藝”用人原則的推崇卻是顯而易見的。

　　司馬光看重器識，還體現在他對唐玄宗朝被人們稱為“伴食宰相”的盧懷慎的態度上。因為自己的同僚是被稱為“救時之相”的姚崇，氣場強大，才能突出，所以遇到事情，盧懷慎都推給姚崇去拿主意，只是每天和姚崇一起吃工作餐。司馬光記此事為：“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接著就為盧懷慎辯解，“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司馬光並不認為盧懷慎是吃飯不干事的宰相，而是有氣度有容量的賢臣，是符合其“正直中和”標准的有德之人。他因此提出了同僚關系中的兩種不良傾向，“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

　　在司馬光看來，實行集體宰相制的情況下，如果和心術不正、品行不端的同僚共事，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顧國家安危、不講原則地附和他，以維持一種表面的和諧，這種人是應該批判的罪人。如果和你同僚的是賢者智者，你非要與其一爭高下，甚至不惜採取陰謀手段，對其進行擾亂、詆毀，以達到分其權、竊其名的目的，這同樣也是歷史的罪人。司馬光為盧懷慎辯解，強調的是，謙退也是一種氣量和器識，推功於賢智之人以維持一個團結協作的領導班子，而不是處處去出風頭搶角色，因此而被人們不冷不熱地譏諷一句“伴食宰相”，這也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