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比照韋伯主義與儒學思想的論文中也曾論及，羅素也同樣由於自己的地位和知識優勢，反而不必去樣樣都去迷信他原本來自的西方：

坦承自己並非基督徒的羅素，曾在《中國問題》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來凸顯“合理性資本主義”的實質不合理——“一位美國青年拼命工作，等到有了幾百萬時便成了一個胃病患者，隻能靠吐司和白開水來維持生命，成了為客人准備的宴席中的旁觀者……”如果參照著儒家文明的現世態度，我可以把上述例子發揮成一種更加明確的表達：盡管韋伯描繪的那種並不准備滿足私欲的經濟活動，或許在積累財富和加強競爭方面，果然有助於加強整個社會的“情商”，也就是說，有助於抑制殺雞取蛋式的花光吃淨式的貪婪消費，但如果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生命其實對任何人都隻有一次，那麼隻怕天底下最傻的傻事，就是在以畢生精力掙下整座的金山之后，仍不知稍微和適時地揮霍一下，忘了那財富本是應著人的內在需求創造出來的，而非要拼盡最后一口氣，再往那金山上加添一把微不足道的金沙，竟連回眸一望的力氣都剩不下。（劉東：《理論與心智》）

再如談到泰戈爾的訪華，我也曾給弟子彭姍姍出過這個題目，並且指導她最后得出了下述總結性的看法：

僅就報紙上有限的報道而言，泰戈爾苦口婆心地奉勸中國人保守自身的文明，就沒有一點道理麼？不隻泰戈爾，之前訪華的杜威和羅素其實都提出過類似的忠告……杜威、羅素和泰戈爾的思想立場各不相同，杜威和羅素也並非以反現代性著稱的人物，可他們一來到中國，卻不約而同地跟中國傳統產生了共鳴。他們一再勸解中國人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不要拋棄了自己的傳統。然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判定卻沒有引起中國知識分子足夠的重視……在將近一個世紀后，當我們忍受著交通阻塞、環境污染、以及鋼筋水泥環繞的居室時，當我們對全球的麥當勞化漸生不安時，當我們意識到英語的便利及其裹挾的巨大文化壓力時，重新回顧泰戈爾當年的講演，我們才醒悟到曾經錯過了什麼。（彭姍姍：《封閉的開放：泰戈爾1924年訪華的遭遇》，北京大學碩士論文）

根據上面的總結性看法，又不難發現：所有被講學社請來的思想家，不管他們來自哪個國度，也不管他們原本的傾向有何不同，隻要他們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都馬上就想要調適“傳統和現代”的關系。相形之下，卻隻有日益沉迷於西化的中國人，不僅自己已是“當局者迷”，還要拒絕別人的“旁觀者清”，一意孤行地要把自家的傳統毀棄干淨。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中國的歷史悲劇，就突顯為知識社會學層面上的尖銳悲劇，——既然當為數更多的、僅限於對西學淺嘗輒止的人們，一旦自信掌握了“先進的武器”，就轉而拒絕任何更為高階的復雜知識，哪怕這樣的知識也同樣來自西方，甚至是面對面地來自當時的西方大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