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是，在梁啟超寫給張東蓀的設想中，居然已經提到了羅素的訪華計劃，而在此后的歷史敘述中，他卻只是講學社請來的第二位大哲。這種“時間差”就足以說明，實則在此之前的杜威訪華，只是由於為時足夠長久（15個月），才在后來被歸並到講學社名下的。甚至，我們由此也可以想象，就連“講學社”這樣一個對口的機構，都是由於當時像杜威和羅素這樣的西方大哲紛紛來華講學，才相應地激發出來的。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以當年中國之貧弱現實，怎麼會有這樣的豪舉？因為政府被迫就要擠出錢來。而反過來說，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這個講學社僅僅堅持了四次——在杜威和羅素之后隻延續了兩次——就因為官方的款項不再到位，隻好草草地偃旗息鼓了。

不過，也正因為以當年中國之貧弱現實，這樣的活動簡直就是絕大的例外，才使得即使只是這樣寥寥幾次學術活動，也強烈地吸引了人們的關注。大概凡是關心跨文化交流史的人們，總難免要提到講學社在中國的影響。比如談到杜威當年的訪華，在我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安樂哲就曾寫道：

雖然當代西方哲學忽略了中國，但自從嚴復將西方自由主義引至晚清以來，在將所有能夠增強其競爭力的東西吸收到自身之中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哲學一方面忠於自己的傳統並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並絕對是“比較性的”。……對於我們所期待的對話來說，重要的在於：在五四時代儒學與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學被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們斥為阻塞中國動脈的血栓，妨礙了對中國進入現代世界構成必要條件的那些新觀念的鮮活的流通。而杜威則被當成了一副解毒藥。（郝大維、安樂哲：《先賢的民主：杜威、孔子與中國民主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