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漢文 1950年12月出生於西安市，漢族，蘇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獲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留美博士后。兼任北京大學、美國圖蘭大學、香港大學、韓國全北大學、台灣東吳大學等院校特聘教授與客座教授。

世界文學史的新建構，將東方文學納入世界文學主體的新視域，改變傳統的文學經典秩序，已經是一種學術創新。

演講人：方漢文 時間：2012年7月18日 地點：首都經貿大學

世界文學史的新建構

21世紀初期以來，美國學術界興起的“世界文學史新建構”（A New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 以下簡稱“新建構”）是一種重要的新思潮，有學者評價為是自“理論熱”之后，向世界文學史研究回歸的當代學術主流之一。尤其可觀的是，作為世界文學史新建構的重要實踐話語──“世界文學經典選本”出現了新的趨勢：中國文學（以及部分“非西方文學”）的文本以前所未有的數量與組合比例，首次與西方文學經典珠聯璧合，合編在西方主要的文選之中。

美國《朗曼世界文學文選》的主編之一，“新建構”學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學教授達姆若什（David Damrosch）說：現在美國的世界文學課程比例中，原本的“西方傳統”幾乎與“非西方文學”的傳統旗鼓相當。

當然，這種說法有些夸張，但是也並非完全失實，我曾經進行過粗略的統計，以諾頓、朗文的《世界文學文選》的近年版本選篇為例，入選的作品包括3000年前的西亞史詩《吉爾伽美什》到中國作家魯迅和正在走紅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這些“非西方文學”所佔的分量之大，不僅相對1650年開始出版的“諾頓文選”中的純正的“西方傳統”來說是匪夷所思的，即使就十幾年前的諾頓文選的選篇而言，也是顛覆性的現象：東方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經典的成分大幅度增加。

無可懷疑，“新建構”將東方文學納入世界文學主體的新視域，改變了傳統的文學經典秩序，已經是一種學術創新。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變化？對於選編世界文學選集或是書寫世界文學史的美國學者及歐洲學者而言，他們的主體想象與視域由何而來？

我們要回到2003年，這一年對於世界文學史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一年，特別是對美國學者而言。哈佛大學的達姆若什這一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什麼是世界文學》，他在書中強調，西方世界文學史體現了歐美的古典與當代文學的傳承固然重要，但全球化時代更需要超越“本地書籍”的“界限”，引進包括中國《詩經》在內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學經典，這是一種多元化的世界文學，而不是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學。因為世界文學作品具有多樣性，沒有一個絕對統一的標准，這種文學多樣性恰是全球化時代文學的根本特性之一。

其實並非他個人如此看待的，這種世界文學史觀念早在賽義德等人的后殖民批評中已經孕育。也正是在2003年，美國后殖民批評家斯皮瓦克的《學科之死》出版，在這本書中還附有作者的一篇單獨的論文《超越界限》。如果說《學科之死》這本書以其驚世駭俗的書名令人震撼，那麼在這篇論文中，斯皮瓦克的一句名言可能對世界文學史更具有理論上的顛覆性：

在（比較）文學領域，我們需要離開“盎格魯聲腔”、“盧梭聲腔”、“條頓聲腔”、“法蘭克聲腔”等，我們必須應用南半球的語言作為有生命力的文化媒介，而不僅僅將它們作為文化研究的對象。

“盎格魯聲腔”等四個“聲腔”，是指歐洲的主要民族文化與語言體系，是西方文學的代表，公元11到13世紀西歐各國開始使用自己的口語語言，官方的拉丁語名存實亡，最早出現的語言體系之一就是法蘭克人的語言，到公元13至16世紀，莎士比亞與法語的《羅蘭之歌》等名著已經使這些語言取代拉丁文，成為西方文學具有代表性的“聲腔”。所謂“南半球”是一個泛指與象征，這包括大洋洲的土著、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原著民與非洲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部落與民族的語言文化，這是被認為“黑暗的心臟”（康拉德語）或是“原始文化”的“第三世界”文學的聲腔，斯皮瓦克恰恰要將其作為一種“有生命力的媒介”，認証這樣的話語作為世界文學史的主體地位。她肯定這些被壓抑的“非西方話語，就是讓這些文學發出世界性的“聲腔”，“聲腔”這個詞原義是指一種語言的單音發音，在當代批評中用來指稱一種民族語言為主體的文學。

達姆若什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相近的意見，他認為在美國的“世界文學史”教學中，“超越歐洲的課程數量劇增是更為巨大的挑戰，包括原典文獻的亞述文、中文、日文、吉庫尤文，納瓦特爾語、蓋楚瓦語、斯瓦希裡語、越南語、祖魯語和其他多種語言的作品。”

達姆洛什這段話中所涉及到語言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不再使用的古代語言，如亞述語，這是公元前1800年前后亞述王國沙姆希亞達德一世起，到公元前612年亞述王國亡於新巴比倫與米底人之間主要使用的一種語言，這種語言用泥板書寫，成為亞述的研究對象。另外一類是正在使用的語言中也包括一些使用范圍有限的土著部落語言如肯尼亞的吉庫尤文、南非的蓋楚瓦語與拉美的納瓦特爾語，或其他使用較少的語言。達姆若什在這裡以這些語言代表各自的文化體系。

他說：“翻譯正在成為新的糾紛事項，社會文本和文化傳統在課程中問題大增，不再隻關注於普通的西方傳統之內的言談的進化”。

我們認為，形成於21世紀，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世界文學史新建構”是世界文學史研究的一次成功轉型，其意義正在逐步顯現出來。在西方的傳統中，中國與東方文學不過是“東方學”的構成，無論是“東亞研究”或是其他地域研究，都是西方世界文學史的“他人”，這裡面有一種隱含的“地域文學”的歧視與不平等。經過這種“世界文學史的新建構”，中國與其他“非西方”文學走進了世界文學史，被賦予與西方平等的“身份”的初步認証。這裡的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史的一種整體性構成，這也意味著，西方為唯一主體的“世界文學史”從此要改變“獨白”，要成為多聲腔的合鳴。這種轉型包括世界文學史的認識論、本體論、發展觀，特別是它的經典選編，“世界文學史”正在發生巨變，從希臘“荷馬史詩”到莎士比亞、喬伊斯的單線敘事，變換成從《吉爾伽美什》、《詩經》、《羅摩衍那》到《一千零一夜》、魯迅、馬爾克斯的多元話語。這是世界文學史書寫主體性的重要改變，是對西方中心的反思后所形成的新型世界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