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

長期以來，我們自己一直在努力宣傳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而“新建構”這個轉型使其一定程度上變為現實，雖然這種變化目前不過隻表現於部分學者，主要是美國學者的“世界文學文選”之中，卻有世界性影響。

美國文選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古代經典作品的專類選集。代表作是《哈佛古典作品》，大約從1910年起開始編纂，西方的“古典”原意是專指希臘羅馬的古代文本，但是后來發展中卻變得范圍相當廣，包括了文史哲各方面的名著，從《柏拉圖對話錄：辯解篇、菲多篇、克利多篇》、《愛比克泰德金言錄》、《馬庫斯·奧勒留沉思錄》到《科學論文集：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等等，涉及到“非西方”的文本相當少，除了《一千零一夜》與所謂的《聖書》中包括了東方的孔子﹔希伯來書、《聖經》與《佛陀、印度教、穆罕默德》等選篇之外，基本上都是西方歷代名著。當然《堂吉訶德》、《神曲》、《浮士德》、《英文詩集》、《伊麗莎白時期戲劇》等傳統經典是不會缺少的。所以有人說，收入的東方作品一定程度是作為“異教”的樣品存在，其實折射了西方的古典意識。

第二類是以《諾頓世界名著選》為代表的文選，這是西方世界發行量最大，具有全球影響的文選，據說其歷史從公元1650年就開始，可見歷史是相當久遠的，不過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是1956年版以后的幾版。這個文選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它吸收一定的歷史主義觀念，古代北非的埃及與西亞的美索布達米亞文明是西方地中海文明的源流，所以收入公元前20世紀到前16世紀的埃及古代詩歌和神話、公元前1600年的美索布達米亞文明史詩《吉爾伽美什》等，這些作品其實是古代東方文學的起源。不過“諾頓”從不掩飾自己是以“西方傳統”為主線。它的歷史時代劃分就是一種標志：從希臘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直到現代派，以這種歷史階段劃分，凸顯了其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念表明，世界文學不過是西方文學的傳播過程，是西方文學思潮的世界化。諾頓文選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繼承了西方經典研究傳統，收入西方文化的經典作家亞裡士多德、柏拉圖、奧古斯丁等人的哲學與神學著作。但是其他文史哲著作收入很少，主流還是西方歷代文學作品。第三類是一種文學作品的普及本，但其中也收入少量的哲學與歷史作品，以《哈潑柯林斯世界讀本》為代表。

統觀這三類文選，共同特征都是收入一定數量的哲學與歷史文本，同時堅持西方傳統的主線。

概觀美國“文選”后，再看“新建構”學者們對傳統的改革，其意義就更明顯了。新版的《朗曼世界文學文選》的“非西方”文本，包括中國、阿拉伯、印度和南美等文學名著，編者對這些進入西方的“世界文學經典”的文本分別從各自文化來源、編選標准與目的、翻譯相關方面進行說明。這是其他“西方傳統”為主流的文選中不曾出現的。

文選所跨越的時空維度較大，從公元前20世紀的西亞神話《巴比倫創世記》（公元前2000年前后）、《吉爾伽美什》（公元前14世紀）到公元21世紀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選入世界各文明體系的文本相當全。除中國唐詩宋詞外，日本《源氏物語》、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名著全選，而且保持西方“文選”的傳統，對重要的宗教人文經典也選入，如中國的《論語》、伊斯蘭教的《古蘭經》等，正如編選者所言，體現“具體的文化特色”，當然也體現了“新建構”努力實現“跨文化”的世界文學研究的基本觀念。筆者粗略統計總選入一百二十余種各種文本，篇數就更多了。

從總數來看，中國作家文本相當可觀，大約近十幾分之一，對一部世界文學文選而言，所佔成分已經不小。文選收入了中國文學九種：《詩經》十六首﹔《論語》一則﹔王維詩十一首﹔李白詩十一首﹔杜甫詩六首﹔白居易《長恨歌》選段﹔李后主詞四首﹔李清照詞四首﹔魯迅小說《狂人日記》選段一則。從選篇計，中國在東方各國中名列第一。即使與西方作家相比，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也是地位顯著，王維、李白與莎士比亞比肩而立，莎士比亞選了十首十四行詩與《暴風雨》片段。而在西方文學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浪漫主義“六大家”中隻選了布萊克、華滋華斯、濟慈等每人二首詩，中國人所熟悉的拜倫、雪萊和柯勒瑞治等人則未見選入。然后，分別是俄國普希金、美國梭羅等人。將如此大的篇幅給予東方與中國作家，而對西方名家則惜墨如金，與諾頓文選的編選原則相比堪稱天壤之別。其實達姆若什早就評論過《諾頓世界名著選》的編選原則：

在現代比較文學研究中，沒有任何變化能比超越歐洲權力的巨匠們的杰作，那樣更為引人注目了。最明顯的莫過於1956年第一版《諾頓世界名著文選》中勾勒出的世界輪廓不過總數為73位作者，其中沒有一位女性，而且全都是“西方傳統”的作家，從古代希臘和希伯來直到現代歐洲與北美。當然作者的數目不斷增加，1976年編者終於找到兩頁篇幅來容納一位女作家──薩福。

達姆若什所指出的這種以西方杰作中心為中心的文選，其實代表了一種觀念，即這些杰作是西方的經典，代表著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念與評判標准，而遴選標准本身同時也是以西方為中心的。

以筆者之見，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在這樣有限的精選篇幅中，大大壓縮了西方傳統經典，而擴大東方特別是中國文本的數量，展示一種多元的世界文學史書寫，自然也顯示了編選者“新建構”世界文學的學術創新性。

重要的是，這種編選原則的更新其實有其理論依據，這就是文學認識論的多元文明觀念取代西方文明的單一中心主義，編者將這種原則稱之為“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文化聯結，這種聯結的目的是打破西方中心論，觀照到世界多種文化中的文學。

不過本人也以為，如果從中國文學的傳統與世界文學的整體性而言，選本並非無懈可擊，似仍有可以質疑之處：中國文學作為一種體系，其主體的整體性與歷史階段性尚未能得到全面展現。同時入選的文體也不全，如楚辭，漢賦、宋元小說等代表性作品與作家都未能入選﹔以詩家而論，屈原、陶潛等人缺席﹔就思想源流方面也有不足，中國儒釋道三教中隻有儒學﹔結構分布方面，古代文學經典較多，而現當代文學則相對不足。但這些不足相對來看是“美中不足”，可謂瑕不掩瑜。

文選收入中國文學經典並不意味著一切，重要的是如何分析這種世界文學史視域的經典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