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學經典評價

即使是按照達姆若什的標准，魯迅這樣有世界影響的作家文本當然是超級經典無疑，所選的《狂人日記》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羅曼·羅蘭等著名作家都曾高度評價過這部名著，對它的評價並不低於俄國作家果戈理曾經發表的同名作品。《朗曼世界文學文選》在對魯迅的簡介中介紹了他創作《吶喊》與《彷徨》的經過后，認為到1926年后，現實問題使他放棄文學創作：

他轉向雜文形式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行動哲學並以一種更為尖銳的方式來面對現實，他和左翼聯盟的關系並非融洽，他雖然沒有參加黨（指中國共產黨——譯者注）卻繼續寫作，並且著作等身：從雜文、詩歌、短篇小說，譯文和古代近代文學論著及木刻藝術評論等。

如編者所說，魯迅屬於那些“一直甚至在過去二十年間保持地位的“主要”作家，雖然並沒有明顯的“普世化”。但是也必須注意到，關於魯迅的評價並非沒有爭論，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如此，而“新建構”學者卻仍然具有史家“秉筆直書”的歷史主義觀念，這在西方理論家中並不多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國重要文學史家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與魯迅的評價，這是一種力圖超越批評觀念與方法甚至意識形態的差異，從跨文明的觀念來研究經典的一個例子，我們用中國《易經》中的一種原則——“同異交得”——來闡釋這種觀念。因為“新建構論”有自己的選擇標准與見解，這就是要再現世界體系中的各種文明的文學代表類型，這樣世界文學的差異與同一必然會融合創新。在這個基礎上，《朗曼世界文學文選》應當說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有自己的理解，當然不僅是對中國文學如此，對於其他文明中有爭議的作家，如康拉德、奈保爾、帕慕克，甚至當代爭議相當激烈的拉什迪這些作家，達姆若什都追求一種跨文明的選擇，盡管由於宗教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不同，在這些作家的本土或是國際批評中都有差異，但是跨文明的歷史與審美標准卻可以穿透這種差異，達到一定程度的同一性。這種原則與我們已經出版的《東西方比較文學史》、《世界比較詩學史》中的見解不謀而合，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我們都是根據共同的歷史主義原則。

當然我們盼望有更多的中國作家入選，以20世紀而論，除魯迅外，胡適之、茅盾、巴金、老舍、郭沫若、曹禺、林語堂、張恨水、沈從文、錢鍾書、丁玲、張愛玲、周立波、柳青等人很可能都具備入選資格。如果從跨文明的詩學觀念來看，中國文學植根於具有三千年歷史的獨特文明，這種文明澆灌培養了漢字書寫文學，這是世界最長久的書寫方式之一，它與西方文明（也包括所謂的“非西方”文明）共同構成了世界文學。“新建構”學者對中國文學經典的選編，其實就是提倡一種“跨文明”，西方學者更多使用即跨越東西方文明界限的，以文學自身的歷史內容與形式價值為准繩的研究。

半個多世紀前，艾略特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發表這樣的獲獎致辭，或可引用為此次演講的結尾，用以闡明西方文學與“非西方”包括中國文學經典之間的關系。他說道：

“我想在詩歌中，不同國家和不同語言的人民，即使是一個極小的國家的少數人，得到互相理解，無論其多少，這才是最重要的。”

與這種宏大敘事的主體想象相比，目前所實現的中國文學經典進入世界文學文選不過是嘗鼎於一臠而已。然而，梧桐落一葉，天下盡知秋，它預示著可能更多的文選（包括諾頓文選等）甚至更多樣化的西方文學重要獎項或是其他領域將會向“世界文學”的全面開放，當然，或許中國經典會在21世紀面臨更多的風雲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