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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慶鈺:中國政治文化論綱
2013年01月28日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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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個倫理問題。它決定著在一特定范圍內有多少人以及他們在多大程度上享受那種人所應有的一系列權利這一重大問題。研究和關注政治這一科學,主要目的顯然就是為了人的生存和生活質量問題,為了使之越來越接近人類理性現已認識到的那一倫理和道德水平而不是相反。也正是追尋這一目的,本文對中國政治文化傳統進行了歷史的、邏輯的、全景式的觀照、總結和分析,希望對其產生與存在的土壤、主要特征、發展障礙、發展目標、發展條件以及發展路徑等相關問題給予盡可能客觀的回答與解釋。

作為一個研究角度,政治文化是伴隨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而來的。是阿爾蒙德於1956年8月在美國《政治學雜志》發表的“比較政治體系”一文中首先採用了這一提法並加以界定,此后為政治學界接受並為眾多學者用以分析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行為及其變遷。多年來國外專業人士圍繞政治文化概念及其方法雖見解各異,見仁見智,但萬變不離其宗,基本是指社會成員對於政治體系及其過程所大體持有的政治態度、情感、價值等方面的綜合意識取向。在此框架之內,又有除阿爾蒙德等人的心理性認定以外的其它三種認識,即以伊斯頓為代表的客觀性定義、以白魯恂為代表的啟發性定義和以費根和塔克為代表的綜合性定義。

中國約從1987年開始出現了關於政治文化的介紹與研究。在宗承原創者的基礎上,也圍繞政治文化概念形成了四種不同的看法,即:政治理論、制度、心理三層面綜合說﹔政治理論與政治心理二層面綜合說﹔心理與行為的綜合說﹔以及政治生活的心理說。我基本傾向於后一種觀點。因為如果將政治的所有方面泛文化化,那麼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與政治文化相異的界限及特色又在哪裡呢?政治思想理論是外在符號性質的東西,它或可能或不一定可能成為人們內化的態度和心理﹔政治制度則是文化的“載體”而已,它所表現的除了外在形式外更重要的是通過此形式所傳達的政治價值。正如一堆建筑的文化含義不在磚瓦鋼木而在於其風格、一紙繪畫的文化含義不在紙筆硯墨而在於其神韻一樣,離開了觀念形態的精神,政治制度之物體就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就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政治文化中的“大文化”觀是值得討論的。有鑒於此,本文認為:政治文化是從一定思想文化環境和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中生長出來的、經過長期社會化過程而相對穩定地積澱於人們心理層面上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是政治系統及其運作層面的觀念依托。

由此進一步認定,無論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國政治文化傳統,還是中國政治文化,三者實質上都是指中國所特有的、在過去產生、經過了歷史的社會化過程、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活著的東西,是相對穩定地積澱在中國民眾心理層面上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是中國政治系統和政治運作層面的依托。本著在使用這三種概念時,皆賦予其等同的涵義。

政治文化具有精神現象的一般稟性:它有模糊抽象性,這決定了人們在研究中除了採用問卷調查外,設身處地地觀察體驗也是相當不錯的途徑﹔它有“集體無意識”性,這決定了我們對政治文化界定時在個性偏好和“集體人格”之間的取舍﹔它有規范與匡約性,這說明外在強制在政治文化形成中有重要作用﹔它有固執與抵抗性,這為我們理解政治文化變遷中所遇到的文化相對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障礙提供了注釋﹔它有發展與趨同性,這使我們認識到,外在參照系的存在及其刺激對於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與政治文化發展有促進作用﹔政治文化還有意識形態性,因為政治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社會利益的分配機制和過程,變動傳統的政治文化,就意味著利益分配格局的變更。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社會變革的最后落腳點往往是政治的而不是別的﹔這也同時決定了權力階層在政治現代化中所處的地位和不容回避的責任。

由於往往會出現政治發展的拖曳和滯后情形,這就迫使人們引起對於政治現代化與社會全面現代化之關系的高度注意。實際上,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特別是在經濟與政治之間,因為內在一種邏輯互動關系,故預示了那種純粹經濟主義實踐的最終局限性。所以,在經濟優先的原則下,應不忘記將政治現代化盡早編入操作程序,這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運動中必須確立的一個指導原則。1840年以后中國的社會發展史証明,政治文化一直是現代化運動中具有全局影響的一個消極因素。這說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培育科學理性並在此基礎上促成主體政治文化發展觀的變革和消除政治發展中的偏見,極為必要。

(責編:張湘憶、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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