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自律”，就是主體根據自己的內在意志和良心引伸出道德規范，並選擇與之相應的行為模式﹔所謂“他律”則是主體根據外在強制要求引伸出的道德規范，並選擇與之相應的行為模式。從政治運行角度講，“自律”和“他律”可以被視為兩種不同的政治類型。道德的即可說是“自律”的，法治的即可謂之“他律”的。前者生成於“人性本善”的認定，后者則出自“人性本惡”的憂慮。中國的政治形態屬於前者。這一感性自律的治國實踐，其現實結局是以情感為支點的人治政治。它不但不能制約權力，反而為其所用，成為以權代法、權大於法的邏輯前導。它所導致的后果：一是對於以客觀理性為基礎的憲政和法治的疏離無知﹔二是強化了全社會普遍的明君清官期盼意識。

“潛規則”這一提法是針對“正式規則”即由官方明文規定的法律、法規、規章、條例以及種種“紅頭文件”而言的。這兩種規則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經歷著兩種極為不同的命運。正式規則經過了嚴肅認真的制定過程，有冠冕堂皇的身份地位，在官場語言和官樣文章中連篇累牘耳熟能詳。但是這類具有合法性和官方基礎的規則條文在現實生活中卻往往歸於有令難行、有禁不止的結局。相比之下，非正式規則雖然不成具文，卻能深入人心﹔雖然不登台面，卻是約定俗成。它是合情不合法的規矩，是意會而非言傳的“陋規”，是當事者彼此的認可和期待。“潛規則”深根於中國宗法族制的悠久歷史和人情大國的深厚土壤﹔血緣、鄉緣、學緣、業緣四個圈子是其暢行其道的基本依托﹔人情開道、旁門左道是其基本交往方式﹔由腐敗走向制度失靈是其不可避免的結果。

當人們不否認政治這一事物的利益分配功能時，便會認可均平主義是一種政治觀念和實踐。均平主義成為一種普遍思潮主要見於兩個原因：人之物質本體的生存需求與生產供給缺口的矛盾﹔人具有懶惰、依賴和攀比的天性。此外，均平主義在中國的格式化還有一特殊原因，即能滿足政治需要。盡管在自古至今的長時段中人們一直孜孜以求去實現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均平主義夢想，可迄今所有的試驗無不以失敗告終。歷史昭示，在均平主義和家長政治、特權現象及無政府主義之間存有某種親緣關系：它“一碗水端平”的實踐不依市場調節而隻能靠人為擺布，這就為實施人治、加固集權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理由﹔其主張從來都是按照五倫三綱角色定位系統將利益分配建立在人分等、物有殊的等級差序基礎之上，其實踐總是在均平旗幟掩蓋下菌生權力階層相對於平民大眾的種種特權﹔均平主義中還潛伏著無政府主義，這不僅因為人們對均平的要求必然會由經濟生活伸向政治和其他社會生活，而且還因為與均平共生的家長政治會制造社會反彈從而積蓄起反抗與無政府情緒。所以在均平主義高調存在的地方，人們完全有理由對集權、特權和無政府傾向保持足夠警惕。

如果說中國政治文化傳統在較古遠的歷史上還有些存在意義的話，那麼伴隨著歷史的前行，社會便日益感到了其縛背的沉重和裹足的拖累，創痛巨深的鴉片戰爭實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客觀評價。所以，在一種異質文化觸動下，中國便開始了變革求存的現代化運動。然而就政治文化來說，卻遲遲難以跳出過去的掌心和擺脫西西弗斯的尷尬。我以為這除了受制於經濟活動方式外，文化變革觀上存在的問題也需要反思。這方面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即在社會變革中存在的文化相以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三大障礙。

文化相對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哲學並非來自中國本土，但在中國社會變革中，卻總能從林林總總的主張裡看到它晃動的影子。我以為文化相對主義實際上在探討問題時一是陷入了整體主義的歧路。用一種不嚴密的說法是，文化可以有“小文化”和“大文化”之別，如果說那些屬於衣食住行民族風情之類的文化還具有某種程度相對性的話，那麼如環境保護、戰爭與和平、市場經濟制度、世界減災、反毒品犯罪、生命與健康、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當然也包括政治與倫理等諸如此類的主題便日益超出民族范疇而成為眾所關注的世界性文化。在這裡，文化相對主義是缺少立足點的﹔二是回避了文化的目的性。談文化，絕不僅是為了哲學本身，而是為了生活，是為了人類的福祉。所以那種無關痛痒的白描和存在即是合理的認識以及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支配的評價立場，都是不合乎文化目的論的。文化觀念的科學與否，直接關聯著社會今后行動的選擇和調整，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質量。文化相對主義可能很動聽，但對於民族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發展來說並不實用﹔三是陷入了封閉僵滯的文化分析框架，這當然要受到生生不息、流變無終的人類社會歷史本質的挑戰。封閉是空間的，靜止是時間的，這兩點都與文化發展屬性相抵牾。如果要使文化相對主義看起來是對的，必得給其預設兩個前提，一個是不同的地域民族彼此永遠隔絕，另一個是世界的時間之矢至此永遠凝滯。然而這些都不存在，從而顯露出文化相對主義的漏洞。

文化保守主義是一種有限的社會變革原則，是在鴉片戰爭后社會危機加劇的背景中凸現出來的政治文化思潮，“體-用”論及其實踐是它的主要表現形式。一方面在認同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批判傳統，另方面又在批判異質文化中學習異質文化。所以，它是介於文化民族主義的傳統派和激進主義的西化派中間的文化選擇。與傳統派無乃黃昏的頹像和西化派絕對片面的敗著相比，文化保守主義的“體-用”派顯露一付折衷騎牆面目：既維護道統和皇統的禮制文化，又採借西洋器物技藝等新鮮事物，以民族主義的文化情懷與開明進取的革新姿態既迎合王公權貴、道統衛士又慰籍西學學人、新派猛士，以其隨上合下、不偏不倚的中庸做派而終成社會變遷中的主流意識。百余年中，與“中體西用”名堂有異而內質相同或相類的文化主張不絕如縷。觀其演化全程，可以說它始為一些意在革新的官僚士紳的行為策略，“體-用”之間，“用”是重心﹔繼而漸成權層和既得利益者維護道統、抵制變革的手段，“體-用”之間，“體”是重心。這種表面上玲瓏八面、左右逢源的文化策略實際服務的是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目的。它與文化相對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扭結一起，成為延誤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