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規則”[1]這一提法是針對“正式規則”即由官方明文規定的法律、法規、規章、條例等而言的。這兩種規則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經歷著兩種極為不同的命運。正式規則經過了嚴肅認真的制定過程，有經官方確認的身份地位，但是這類具有合法性和官方基礎的規則條文在現實生活中卻往往歸於有令難行、有禁不止的結局。相比之下，作為其相對物的非正式規則卻能大行其道，雖然不見成文，卻能深入人心﹔雖然不登台面，卻是約定俗成﹔雖然如空氣一般視而無形、抓而無物，卻是利益交往的媒介。它是合情不合法的規矩，是隻能意會不能言傳的陋習，它是當事者彼此心照不宣的認可和期待。因而，對於社會成員具有比較有效的誘導作用。

本文擬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採借這個概念，即從學術與學理上通過它來分析中國所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尋找更大的相關空間和發掘更多的政治文化內涵，揭示“潛規則”政治文化的形成原因以及它對於權力腐敗的影響和對於正式制度和規則的軟化作用。

一

在我國的社會生活中，這類“潛規則”現象，追蹤起來，應當說是植根於它宗法族制的悠久生活經歷當中，或如林語堂先生所說的與此有直接聯系的“家庭共產主義”裡面的。[2]

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一個不同的重要特征，是它具有悠久而牢固的宗法族制歷史傳統。中國的社會組織形式雖有變遷，但最終得以生生不息、世代接續的社會組織形態是由氏族社會遺傳下來的、以父家長為中心、以嫡長子繼承制為基本原則的宗法族制。它萌於夏代，成於商朝，而立於西周。人類學的研究表明，維持初民社會秩序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條是依靠使家族成員接受對氏族神靈和圖騰的崇拜﹔另一條是依靠血緣輩分的自然序列形成統治秩序。可是與迷信神靈的作用相比，中國人還是發現宗法族制作為一種既深厚又有廣譜性的社會關系資源，更具有形成秩序的天然便利。

宗法族制的基本特征是血緣性、聚居性、等級性、禮節性、農耕性、自給自足性、封閉性和凝滯性，[3]生活圈子或家庭家族共產主義就是在這些天然特征裡面形成的。韓少功就此有相當生動形象的描述。他說：“走進中國南北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系的示意圖。東西南北，前后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形貌和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個格局裡暗暗預設。……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有上下左右的親緣網格，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各系親戚的稱謂不勝其煩……”[4]

維系著這一個一個生殖性網絡系統的是發自於孔孟的五倫三綱角色系統。尤其是在這“五倫”裡面，除了君臣關系是移孝作忠的外延以外，其他如父子關系、夫婦關系、兄弟關系、和朋友關系都與家庭有關。朋友關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不能見外的自己人，作為家庭的朋友，當然是包括在家庭圈子之內的。五倫再往核心壓縮，就是父子、夫妻、兄弟這三種最基本的關系，所以家庭乃至於家族的血緣背景就成了儒家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它設想由建立在忠孝仁愛基礎上的家庭組成的國家一定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地方。所以，《孝經》說：“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父母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大學》說：“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在理論上講，也僅僅是在理論上講，這種互利互惠互好似乎是能夠行得通的，“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其中的平等理性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且不說在發明者那裡沒有看到可實踐的通道，僅就其后來的解釋者而言，所謂仁愛道德的輻射也是有人倫血緣厚薄之分的。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但是這個“惻隱之心”是根據親疏關系而區別的。仁是要仁的，愛是要愛的，但不能胡仁亂愛。仁愛要講究家族，講究裡外，講究先后，講究親近不親近。就像孟子所講的，如果現在有同屋人相互斗毆，你應該去制止他們，即便弄得披頭散發衣冠不整也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斗毆，你如果同樣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地去干預，那就是糊涂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近則舍身干預，遠則閉門回避，一種事情有兩種態度。如何取舍，關鍵取決於特定對象同自己的血緣親情距離。這說明惻隱仁愛就像以自己為中心形成的水的波紋那樣，一圈一圈推開去，越遠便越薄也越微弱終至於忽略不計。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一個有條件的道德信條。自己的老幼當是義不容辭，他人的老幼則是盡量“及之”。如果太遠至於“非吾族類”，那就是“其心必異”。儒家來自於宗法族制的仁慈恕道就是這樣沿著由己身到己家到己宗到己族的延展線形成了由近而遠的實踐距離。

按照這個邏輯，親情重於理法就是宗法血緣社會的文化趨勢。沿循著這種思維軌道，由孔孟發端而由國人實踐的忠孝家國、仁慈恕道的社會政治倫理，無論怎樣發展到憂國憂民胸廓天下的地步，其源於血緣農耕基礎的親情內核既有持久的生存力，又具有很強的滲透性力量。在中國宗族世界的仁愛倫理下，“家庭與朋友一起組成了一座有圍牆的城堡。城內是最大限度的共產主義大協作”，大家在裡面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指導著自己的各項活動。互相幫助發展到了一種很高的程度。一種道德義務和家庭責任榮譽感促使他們要相互提攜”﹔“對城外的世界則採取一種冷漠無情，一致對抗的態度。結果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家庭成了有圍牆的城堡，城堡之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奪物。”[5]

然而，用情感構筑的圈子並不止這一層。有了以情作為媒介的基本訓練和誘導以后，它就成為一種方法，成為一種交往的習慣和尺度，人們就會窮則以情持家，達則以情走天下。情並不僅限於血族之情，還有其他的種種人情。血族之情制造的是血緣圈子。而其他的人情制造的是家族之外的圈子。隨著社會的變遷，農耕性、封閉性和凝滯性的籬笆總會逐漸被突破，人們終究會走出家門，參與到更大的社會活動范圍裡面。在尚未被現代氣息完全沖刷和洗禮的環境裡面，人們雖有著時髦的裝束卻無論怎樣也難以掩住那顆被“親情”意識支配的心。離開了家庭家族的血緣圈子，還得有類似的圈子，以便於在生活與工作中獲得照應、幫助、依賴和安全。不找到圈子就沒有歸屬感，就是無家可歸的孤獨異類，在關鍵時候就沒有人替你說話辦事幫忙。

於是，人們找到了第二層圈子，即老鄉的關系，又叫做“鄉緣”。所謂“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並不是說真是想念使然，而是出門在外的游子在孤獨無靠之中從鄉人鄉音鄉情處得到慰藉、得到依賴、得到信任的一種釋懷。對於中國人來說，在縣域以外，同縣就稱老鄉﹔在省域以外，同省即稱老鄉。由老鄉湊成的鄉緣圈子在遠離家庭的地方實際擔當了類似於家庭的作用。在關鍵時候關鍵問題上，它就是利益訴求的依托，這個圈子構成了“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

人們還以類似的模式構筑第三層圈子和第四層圈子。對於讀書上學的人來說，同在一個班、一個系，甚至是一個學校念過書，那就可以是頻繁走動相互拉扯的理由。如果在一個關系資源比較稀缺的環境中，一般情況下，同班同學甚至系友校友都會有可能因為感情的基礎和利益的需求形成同學圈子，這叫做“學緣”。同樣的情形，如果處在一個比較陌生的地方，遇到自己曾經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一般來說也會引起人們感情神經的高度興奮，過去在一起的經歷有可能成為他們感情的紐帶，促使他們結成過從甚密的網絡。這種由同事結成的圈子叫做“業緣”。這都是比較明顯的圈子。有時候不一定形成圈子，但卻能夠觀察到一種在利益驅使和習慣思維支配下的情感投資活動，比如用種種理由和方式搞關系、做網絡、套近乎等，都屬類似於親情、人情、投緣找依賴的活動。

無論“鄉緣”還是“學緣”、“業緣”，它們都無一例外地建立於情感基礎之上，都無一例外地以圈子作為劃分親疏遠近的界限，無一例外地奉行內外有殊，區別對待的原則。從作用來看，它們都執行著利益調節與分配的功能﹔從行為方式來看，它們都是靠感情維系也是靠感情運作的。這裡沒有成文的正式規則，所謂規則就是“投桃報李”和“合情合理”的潛規則。還有就是，這些圈子都承載著來自於家庭家族血緣關系的遺傳信息，它們是血緣模式的放射與演化。

血緣關系、家族親情在不同時空中發展成的鄉緣、學緣、業緣關系，實際上相應地把林語堂先生說的“家庭共產主義”延伸到了不同的范圍和領域裡面。以親情、人情為紐帶形成的家庭家族的“血緣”、老鄉的“鄉緣”、同學校友的“學緣”、舊同事的“業緣”這四個圈子四重關系，組成了中國這樣一個特有的人情王國。其中通行的非正式交往概念和習慣對中國社會的政治與行政以及經濟生活等領域都具有很大影響。在這個環境中生活的所有人，包括各級官吏和普通民眾，都無一例外地沐浴於它的風氣之下，裹挾於它的熏陶之中。所以，在無意識當中受到它的誘導，受到它的制約，受到它的支配。雖然不少人對此斥罵和表示不屑，但卻或多或少、或過去或現在都曾有過有關圈子和關系的活動。逃脫它的影子和束縛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就是中國潛規則政治文化得以運行的底蘊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