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說中國在上述這樣一種文化底蘊和基礎上形成的“潛規則”特殊交往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情開道”，就是在“家庭共產主義”或“類家庭共產主義”的慷慨與無私假象下面達到“圈子”外面不易實現的私利目的。像這樣以情立國、疏於法理、以圈劃界、公私模糊的國家，中國實屬世界之獨一無二。別的國家也並非無情無義，但他們特別是那些經過了長期而充分現代化洗禮的國家，都是講求在法理前提下的感情交往，講求深淺有度，公私有別，遵守法規，一視同仁，利益分配與調解的支點是正式的制度的理性而不是中國這樣非正式規則的感情。

歷代國家權力都曾經反復強調過禁止公款吃喝以及反對以權謀私等各種不正之風，但是幾乎無一例外的結果都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一個場合對這種現象大加痛斥，而還是這些人在另一個場合又成為不正之風的踐行者。人們在對此橫眉怒目的同時，還應當從一個民族生活中更深層次的地方尋找原因。這道不一定知道了這個“為什麼”就一定會在治療方面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起碼是我們有了對症下藥的正確根據，有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今天看來這些不正之風的存在，既不能完全怪罪於人的思想覺悟，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制度漏洞，而是在此二者之外還得加上中國獨有的“人情開道”的文化因素。

我們就從人們最視為當然、習以為常的請吃送禮、批條子辦事說起。中國人吃飯是不太講究你我的。所普遍奉行的一個原則是，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彼此不能分得太清，太清了就會被人認為小氣，沒有大丈夫氣，被人瞧不起。表面看來好像是無私，是共產主義意識。但實際上它是僅僅限於圈子和熟人之間的。離開了這個前提，那可能就是一毛不拔。所以，它是假象的“大方”，是絕對的“小氣”。在圈子之外如果你我不分，那就是傻﹔而在圈子之內或熟人之間有這種計較，那就是見外，那就不是往“家裡”拉而是往“外邊”推。只是這種價值意識出了范圍以后，不可避免產生了類似習慣性行為。比如在“公家”裡面也經常會多吃多佔多拿，而在當事人和旁觀者看來，也並不太以為然，似乎“圈子共產主義”可以是擴展無邊的東西。這裡也是公私不分，但這個不分是純粹的利己和自私。

同樣的邏輯，吃喝不分家或是分家，那是感情厚薄的表示。互吃互拿，那也不是白吃白拿，在需要辦事的時候就要像“家裡人”、“圈子裡人”的樣子。凡屬於利害攸關的事情，那就理所應當另看一眼，高看一眼，特事特辦。圈裡圈外應當要內外有別厚薄有別。有所求者可以毫不猶豫地直述要求而不必感覺難為情，在被要求者一方似乎也認為責無旁貸，卻之不能。這是圈子裡面的或者熟人之間往來的不成文規矩。推而及之，當然還會有順理成章的影響。在人們遇到利害攸關的事情時，首先訴諸的就是“以情開道”。無情事難辦，有情事易成。那麼，請客送禮就是自然而然之舉。不請吃或不送點東西求人辦事的口就很難張得開，即使張開了往往也會因為沒有制造感情鋪墊而成為空口白話﹔另一邊則也會感覺你找我辦事破費點做點感情鋪墊並不過分，接了你的“破費”相互之間的距離就近了短了，受托辦事者就會感覺有不辦不行的壓力。

在我們周圍，人們會經常不經意之中說“在中國要想辦成事，正規渠道往往不行”。這個話正確的說法應當是，“在中國，人們往往制造非正規渠道辦事情”。之於當權者，他們一般有這種自覺﹔之於普通大眾，大家往往普遍有這種沖動。問題的根源還是一個“情”字。四個“圈子”講究的是親情人情，這是其中利益調節分配的基礎。中國是家國同構，君主家長制是宗法家長制的放大，其治理原則如出一轍，都是人治。人治的自然邏輯就是自覺不自覺地依照感情厚薄和關系親疏進行利益的切割和分配。它隻能走向情感的主觀，而絕對不會有法理的客觀。誰摸准了或者靠上了親情人情這根神經，誰就擠進了或靠近了親情人情的圈子，誰就能夠多分一杯羹。於是隻要涉及利益欲求時，不管事大事小，總會有人請客送禮找關系，制造實現一己私利的旁門左道。不管規章怎樣細密，也不管制度怎樣謹嚴，人情大國的利益欲求習俗似乎自古而今一律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於是，通過家族血緣圈子以及經由種種理由或辦法構成的准血緣圈子，在官場內外人們充滿功利色彩的“領袖爺爺”、“官員父母”、“同門子弟”、“鐵哥兒朋友”，再加上“干爹”、“干娘”諸如此類的“干濕”親情系列的肉麻呼叫中，以情支撐的“潛規則”或非正式規則在中國大地上不脛而走，生生不息，上下千年。很多司法機關之所以辦事效率不高、結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証難。好些中國人隻要與嫌犯稍沾一點關系，根本算不上家屬親友，也開口就是偽証，沒有幾句真話。甚至父親替兒子承擔過失，兒子為父親遮掩罪行的現象也屢有發生。這種“見熟就護”的官官之間、民民之間、官民之間的情理習俗，往往導致司法機構在財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量消耗，導致懸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積壓。實際上就是幾千年前孔子故鄉“法不滅親”的情大於法、情重於法的文化傳續。

如韓少功說，從蔣介石先生開始，就有“章子不如條子，條子不如面子”的苦惱。作為公事公辦的象征，章子往往沒有私下裡的電話或寫的條子或親自見面相敘的一脈人情，沒有稱兄道弟的親情氛圍和請客送禮的人情砝碼。即便是公事往來，若想辦成和快辦，也經常需要熟人熟面，否則熱菜放成涼碟子是常有的事情。這就叫公事需要私辦，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義氣，即要吃掉半個民主也要吃掉半個法治。中國茶樓酒肆裡永遠旺盛的‘吃喝風’醉翁之意其實不在腸胃，而在文化情節的恆久發作”，是家庭共產主義式的“親情在餐桌前虛擬和重建的物態表現。中國式的有情有義，意味著有飯同吃，有酒同醉，親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時也常常意味著有話打住，有事帶過，筆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錯不言，知罪不糾……”[6]

“以情開道”的傳統是如此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以至於人人都耳濡目染，無師自通，通情達理，深諳此道。作為一種民族的精神，它幾乎已經達到了根深蒂固不可移易的頑固程度，其中也隱含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