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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有理由在上述三個因素之外，再加入有關腐敗的第四個因素，這就是依托血緣、鄉緣、學緣、業緣的親情和人情運轉的“潛規則”或“非正式規則”。如前所述，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家庭共產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圈子意識”鮮明，“量情辦事”公行。長久具有“以情立國”“以情開道”的精神，兄弟爺們你我不分，請吃送禮視為自然。有好事“家人”先佔，遇壞事一致對外。順著這個慣性，從“小吃小送小辦事”發展出“大吃大送大謀利”，從守株待兔等行賄到主動出擊索受賄，就是順理成章的結局。把這個文化底蘊考慮進去，對於我們捕捉中國官場腐敗的真諦極為有幫助。
一是看親疏程度。不少公職人員在“潛規則”人情文化的左右下，不是秉公辦事，而是按特殊主義規則行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做出的選擇往往是“親戚有遠近，朋友有親疏”，按著遠近親疏的程度和“差序格局”確定“關照”的多少，從而導致公共權力在利益調節中的嚴重失衡﹔二是看回報率的高低。即當一個人給對方辦事時，都有一種潛在的希望得到回報的預期，以及對公事私辦中風險和代價的權衡。如果排除權錢現金交易的行為，一種特殊主義的游戲也是一種投資和儲蓄行為，它希望的回報可以是物質上和職位升遷上的，也可以是感情上的，等等。比如這次我在提薪上關照了你，下回就希望你在選舉上能投我的票，或在關鍵時刻肯替我“說話”﹔三是有求者的身份地位。此與上一尺度直接相關，如有求者的身份地位高，則其所求的成功率就高。這不僅因為其掌握的資源多，日后可望獲得的回報可能性既大且高，還往往出自一些非功利因素的作用，例如工作人員對權勢的敬畏等。
經過對上述因素的權衡和考慮，每個辦事者都可知道自己應付出多少份額，每個有求者也大體可以預期自己能獲得多少，甚至第三者也能估算出其交換行情，因為人們心目中都有一個公認的“價碼”。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在順從這種特殊主義游戲規則時，尚能顧及“公事公辦”的組織行為規范，掌握一定的“度”。但對這種游戲規則的順從又勢必影響著社區資源的公正分配，進而腐蝕著政府權威的合法性基礎，嚴重的假公濟私行為也就難以避免。
“家庭共產主義” 傳統文化信息的透露與傳遞，在社會生活中的極端表現是對家長專制時代血緣權力結構的復制，以至於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當今時代公共組織親情化的極端形式。在這樣一個素有傳統的“以情開道”，奉行“圈子”主義和親情人情交往原則的環境中，正式制度和規則無時無刻不在經受嚴重的沖擊和挑戰。道德信條成為漂亮的典籍﹔好的法律法規規章條例成為令不行、禁不止的擺設﹔正式的制度在“人情大軍”的“蟻穴工程”下變得千瘡百孔、強為支撐﹔朝向進步方向的制度改革和建設的成本高得難以應付。很少形諸於文字的非正式規則總是深入人心，大行其道。而所有的正式規則雖堆積若汗牛充棟卻倍遭國民冷落。就像吳思舉例說的，舊朝代的行政法規按中央六部的分類歸為“六典”，清朝的閻鎮珩僅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寫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200卷的篇幅。這些正式的典章制度大體都說得很漂亮，勤政愛民雲雲，規定也越來越具體細致。奈何這些漂亮東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隻做不說的“潛文化”生命力極強，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勁頭。[7]
“潛規則”不僅僅是官場局內人士的心理默契，更重要的是它自古至今早就是代代相傳的中國人在進行利益算計與索求時帶有取向性的官場裡外的約定俗成和行為選擇。它運行於中國傳統的由血緣、鄉緣、學緣、業緣構成的人情網絡之中，成為以利益調節與分配為核心的特殊交往方式，最終成為權力腐敗和規則、制度消解失靈的重要文化誘因。我國在1979年以后，大大加快了法治現代化的進程。立法速度加快，立法數量和質量都是建國后頭30年所不能相提並論的，表現了我國順應世界憲政潮流、努力掙脫人治傳統的強烈意識。盡管立法速度和質量提高了，但是中國人情大國深厚土壤上的“潛規則”習慣卻以其強大的生命力阻撓著正式規則的順利執行，幾乎在每一個法律法規規章條例上面都存在視同具文、置若擺設的現象。這就是中國血緣親情傳統和“圈子主義”以及由此產生的“潛規則”政治文化帶來的必然結果，它延緩了我國憲政的進程，增加了改革與發展的阻力，提升了我國現代化的成本。中國“人情大國”的遺風大概隻能依靠真正市場化制度的完善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洗禮才有可能得到抑制。
來源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02年06期
[參考文獻]
[1] 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Ｍ﹞．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自序”2．
[2] 林語堂．中國人﹝Ｍ﹞．桂林：廣西民族出版社，2001，184-188．
[3] 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28．
[4] 韓少功．人情超級大國﹝Ｊ﹞．讀書，2001，（12）．
[5] 林語堂：中國人﹝Ｍ﹞．桂林：廣西民族出版社，2001，第184頁。
[6] 出處同[4]。
[7] 出處同[1] ，見“代后記：官場傳統的心傳”，第243-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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