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已經30多年，如果沒有高於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中國就不會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超過日本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這種高增長率可以持續，結果是不言而喻的。關鍵不在於世界經濟排名，而在於搞清楚中國經濟高增長背后的支撐是什麼，可以持續多久。從理論上認識中國經濟轉型過程的內在邏輯，梳理和概括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制度特征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既有利於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持續性做出符合實際的判斷，也將為理論經濟學的發展增添中國因素。

一、從計劃走向市場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市場機制並不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也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經濟基礎，它最終會導致資本的統治，導致兩極分化和經濟比例失調造成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馬克思主張消除貧困的根源--資本對勞動的統治，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更平等、更有效率的經濟體制。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末創立了計劃經濟，並於1936年將計劃經濟正式寫入蘇聯憲法。計劃經濟在建立之初也確實顯示出當時的市場經濟不可比擬的優勢：第一，它使得蘇聯成了唯一避免了30年代大危機的國家﹔第二，蘇聯憑借計劃經濟制度在短期內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第三，其高度平均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短期內解決落后國家“吃飯問題”的一個便捷方法。計劃經濟對經濟落后國家曾經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大批落后國家模仿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國有化和經濟計劃，甚至一些發達國家，如法國等，也有過國有化浪潮。但是，從5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暴露出嚴重的缺陷，官僚主義滋生，民主被踐踏，生產效率低下，等等，它在30年代大危機和戰爭時期顯示出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由此開始了針對計劃經濟改革的漫長歷程。從全球視野來看，計劃經濟的改革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60~70年代以排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基本原則的初步嘗試階段﹔80年代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框架下的改革階段﹔90年代及以后中國以市場為基礎的改革階段。

1.排斥市場經濟原則下對計劃經濟改革的嘗試

計劃經濟改革的第一階段是在基本排斥市場經濟的原則之下展開的。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第一個對計劃經濟改革的嘗試是蘇聯由“利別爾曼建議”引起的經濟改革。社會主義的基礎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會周期性爆發經濟危機，其資源配置的效率不可能比計劃經濟更高。市場經濟之所以有效率不過是企業追求利潤的刺激所致，用“利潤考核”刺激企業，用獎金刺激勞動者，計劃經濟的效率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第二個計劃經濟的改革嘗試發生在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鐵托（總統）和卡德爾（經濟學家）曾嘗試“用工人自治企業”來擺脫計劃經濟中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如果單純從經濟上看，第三個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嘗試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它是對蘇聯計劃體制的另類沖擊。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中國，計劃體制被有意識地放棄了，但當時沒有全局性的替代制度，而是用“大慶精神”和“大寨精神”來替代靠嚴格計劃管理以及物質刺激提高生產效率的制度。嘗試用戰爭年代艱苦奮斗的精神和廣大人民的熱情直接形成巨大的生產力，靠宣傳和鼓動來提高生產積極性，而不是靠物質刺激和獎懲分明的管理制度。

上述三個對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的早期嘗試都失敗了，其基本原因是對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效率認識不足，對計劃經濟的改革方案也充滿理想主義的色彩。

2.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改革

計劃經濟改革的第二階段是在“將市場經濟的優點與計劃經濟的優點結合在一起”的理念下進行的。這個時期大致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結束，中國和東歐的計劃經濟國家都積極參與了這個過程。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曾經為這一階段的改革做了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總結。他說：改革者試圖將計劃經濟的優點與市場經濟的優點結合在一起，結果一定是將二者的缺點結合在一起，而將二者的優點喪失殆盡。顯然，這是宣布“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改革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改革實踐者們也得出結論，“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實踐結果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既然計劃與市場結合的道路走不通，越來越多的人對計劃經濟不再抱希望，他們的目光開始集中投向市場經濟，投向美國模式。美國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弗裡德曼用“一個人不能分兩步跨過一條溝”的比喻告誡人們，轉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隻能一步到位。這就是與“華盛頓共識”一脈相承的“全盤自由化”或“徹底私有化”的自由主義理念。

改革的困境和認識上的巨大差距在幾乎所有計劃經濟國家引起了劇烈的爭論，直至引起政治分歧與社會動蕩。中國與其他所有計劃經濟改革的國家都面臨道路的重新選擇，選擇什麼道路不但影響這些民族的未來，也將對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80年代末，中國與世界來到了一個歷史性選擇的十字路口。

3.“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

90年代，計劃經濟國家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蘇聯和東歐接受了華盛頓共識，隻有中國還在艱苦地尋求改革的正確道路。世界范圍內的計劃經濟改革在中國進入了它的第三個歷史性階段。由於經濟轉型的道路不同，導致了后來的俄羅斯經濟與中國經濟出現了巨大差異，也導致和將繼續導致世界經濟格局的劇烈變動。

90年代初，蘇聯選擇了“華盛頓共識”，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完全私有化了，政治也多元化了。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市場經濟的自動均衡機制會 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俄羅斯很快就會成為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大國。但事與願違，經濟自由化替西方打開了俄羅斯的大門，俄羅斯從蘇聯繼承的工業體系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很快就土崩瓦解，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化沒有轉化成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而是被基本毀掉了，代之而起的是資源性行業的興起和少數資源寡頭的暴富。俄羅斯經濟與歐美發達經濟漸行漸遠，卻越來越接近阿拉伯式的石油經濟。這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決策者們具有及其重要的警示意義。

80年代末，中國像其他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情況一樣，許多人厭煩了僵死的計劃經濟，羨慕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經濟制度，主張全盤西化。當時幾乎沒有幾個人真的相信會有第三條道路可走，不管左派還是右派，在“隻要引入市場就必然走向資本主義”的觀點上幾乎完全一致。在雙方看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過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更能被接受的表述方式罷了，有人用其來掩飾“漸進式西化”的觀點，有人卻毫不掩飾地反對市場化改革。但是，中國政治決策圈在當時的“共識”卻是“既不能放棄社會主義，也不能退回到計劃經濟”。如果說有“北京共識”的話，它最初不但沒有超出中國的國界，甚至主要還是中國政治決策圈內的共識。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北京共識”就開始逐漸清晰，並被越來越多的國人所接受。

4.摸著石頭過河與摸不著石頭暫不過河

中國從1989年到1992年的“三年治理整頓”時期，改革的新舉措暫不再緊鑼密鼓地出台了，人們不但需要觀察之前改革措施的后續效果，也需要等待那些接受“華盛頓共識”的前計劃經濟國家的發展趨勢更清晰一些。中國自身的改革措施能否培育出市場，俄羅斯和東歐的私有化會培育出什麼樣的市場，人們需要等待規律性的結果。“摸著石頭過河”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摸不著石頭先不過河，直到摸到石頭為止。從1989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是中國決策圈再次摸石頭的過程，它是中國經濟改革從計劃與市場相結合道路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改革之路的歷史性轉折點。在這三年內，深圳有了引入市場機制的明顯效果，山東、浙江、江蘇、福建、廣東等地的鄉鎮企業和個體經濟蓬勃發展，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的非傳統國營企業（包括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中外合資、外資獨資等企業）帶給中國經濟一股清新的活力。這些企業有競爭意識，也對價格和利潤極度敏感，資源在這部分經濟中的配置是靠價格系統完成的，這部分經濟基本上擺脫了計劃配置資源的舊模式。“要麼退回計劃經濟，要麼全盤西化，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的”的觀點也被廣大鄉鎮企業的實踐和鄧小平南方講話打破了。中國確定了自己的道路：一方面堅決引入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堅決地拒絕了全盤西化。這不但在當時的學術界被看做是不可能的，而且直到現在，許多學者仍然認為全盤西化是中國最終的目標，美國的一切都是中國的榜樣，所謂中國特色，不過是向美國模式發展的一種暫時狀態罷了。中國經濟的成熟雖然尚需時日，但中國特色不再是部分中國人的自我標榜了，一些西方學者也在探討中國成功之路的原因。“北京共識”的核心理念“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被越來越多地貫徹到各項改革措施之中，它們將在長期與實踐的磨合中形成中國市場經濟特色的各個細節。“北京共識”不但對中國具有裡程碑式的深遠歷史意義，對市場經濟的未來模式也將顯示出裡程碑式的深遠影響。

中國經歷了1989年到1992年的改革道路轉折之后，確立了市場化的基本道路。中國特色的市場化經濟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歷史性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92年到1997年的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初步轉型為市場經濟的時期，即由計劃配置資源到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轉型期。第二階段是從1997年到2008年間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時期。第三階段是2008年之后，中國經濟在中國資本國際化趨勢帶動之下，走向世界工廠的經濟發展時期。

5.中國經濟進入市場經濟運行軌道及其標志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最大區別在於價格系統是否可以成為資源配置的基本力量。這取決於企業對價格等市場機制是否有靈敏的反應，這種反應決定著價格能否具備調節市場供給，從而調節企業投入、配置經濟資源的功能。一旦形成對價格系統高度敏感的企業群，在這個經濟生態圈內，價格系統就可以替代中央計劃來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經典經濟學將私有制看做是價格系統起作用的基礎，但馬克思則認為，商品關系起源於原始部落之間的交換，這意味著不同的所有者之間就可以存在商品關系。當人們看到深圳和東南沿海的大量非國營企業出現的時候，不難發現，無論是鄉鎮集體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和外資獨資或合資企業，都是自負盈虧的，它們必須對每一次價格變動做出反應。當這些企業越來越多的時候，在這些企業群中就形成了配置資源的價格機制，形成面向需求的市場經濟。它們與國營企業的聯系也隻有“市場”這一個渠道，隨著市場經濟的擴張，國營企業也就被逼到了牆角，要麼改制適應市場，要麼退出這個行業讓非國營企業成為供給的主力。到90年代末，競爭性行業中的非傳統國營企業已經獲得了主導性供給者的地位，輕紡工業基本非國有化了﹔大型國營企業隻好退入了資源性行業和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行業，它們雖然控制著經濟命脈，可以影響中國經濟興衰，但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和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卻從計劃轉向了市場。消費者需求開始主導輕紡工業的生產，裝備制造業和其他生產資料生產隨后也被迫面向需求，不論是否國營企業，產品賣不掉的結果就是死路一條。於是，中國經濟進入了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開始成為決定中國經濟興衰的基本力量。

1997年，當中國出現因有效需求不足或產能過剩引起的經濟衰退的時候，就標志者中國從此進入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正如馬克思曾經將第一次經濟危機看做是資本主義成熟的標志一樣，中國1997年的“通貨緊縮”則是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分水嶺，是中國基本建立起市場經濟的標志。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經濟危機”。無論是新中國建立以前，還是計劃經濟時期，無論政府干預還是不干預，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危機都不是產能過剩，而是飢荒和短缺。隻有基本市場化和走向工業化的經濟才會出現內需不足的問題。

嚴格地說，中國1997年的經濟緊縮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市場經濟的共有規律--有效需求不足或內需不足﹔第二個是前期（1996年）旨在“軟著陸”的緊縮政策的影響。也就是說，中國第一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背后有著中國政府緊縮政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