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特征的理論概括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建立對市場機制有靈敏反應的企業群，從而形成由價格系統配置資源的基本運行方式﹔二是在這個過程中將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源平穩地從傳統國營企業轉移到新型企業群。中國經濟轉型過程就是中國經濟資源配置方式轉型過程與經濟資源轉移過程的統一。正是這個統一的過程保証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關系。這是同休克療法相比最基本的特征，這個轉型的基本特征造就了后來中國經濟運行的一系列特殊性。

1.計劃鬆動與市場生態圈的培育

市場機制在中國的“初現”並不是因為國營企業找到了成功的改革方式﹔相反，正是80年代國營企業改革普遍不成功才為非國營企業的迅速成長造成了機會。在國企一統天下的時候，靠單純的國企改革形成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就如同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培育出市場一樣，根本不可能。而各個國營企業之間、各個地區之間參差不齊的改革步驟和方案最大的客觀效果就是搞亂了計劃經濟，使當時配置資源（人、財、物）的計劃系統不斷地“被”鬆動，也就是所謂的“一放就亂”。計劃體制的鬆動為鄉鎮企業的最初發展提供了“剩余”和“漏出”的資源，而鄉鎮企業和其他非國營企業天生就是依賴市場生存的，這些企業群形成的經濟生態圈是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培育這個經濟生態圈就會生成市場經濟。

2. 國營企業在市場化初期的功能與存量轉化為增量的改革

1989~1992年間的三年治理整頓，則是計劃體制從根本上被動搖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市場經濟初步發育的關鍵時期。當時國營企業與非國營企業的最大的行為區別就在於：政府越是不管，國營企業就越是困難，而非國營企業卻越是會瘋狂地成長。隻要計劃被鬆動的時間足夠長，興衰的替代就會在經濟規律作用下自動完成。在三年治理整頓其間，大量國營企業開始陷入困境，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卻不斷“撬”走國營企業的資源使自己得到發展。這就是中國市場化初期特有的“圈地運動”。客觀地說，國營企業在市場化轉型中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將國營企業獨佔的經濟資源中的一部分轉移到非國營企業，以支持它們的成長。通過合法、半合法甚至非法的渠道，國營企業控制的經濟資源（技術、人才、設備、市場、原材料等）大量轉移到非國營企業。所謂“國有資產流失”，不過是這個過程中的“冰山一角”。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初期的轉型就是計劃對資源的集中配置逐漸失效，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能力逐漸加強，直到替代計劃配置資源的過程。從微觀經濟角度看，就是非國營企業高利潤、高工資的優勢吸引國營企業資源的過程。

市場配置資源的雛形不是國營企業改革成功所致，而是非國營企業發展的必然結果，國營企業的改制隻有在真正面臨市場的時候才可能奏效。隨著按市場規則運行的大量非國營企業形成了初步的市場配置資源的系統，國營企業也被逼要麼面向市場改制，要麼倒閉。沒有改變了國企一統天下的“民進國退”企業結構，中國經濟就不會擺脫“一放就亂”的困境，就不會有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國營企業也不會有真正面向市場的改制。但是，中國的“民進國退”不能等同於私有化，其區別在於：它既減少了國營企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培育出最初的市場，又沒有人為地消滅國營企業，而是在迫使國營企業面向市場的同時大幅度收縮，並逐漸退入資源性行業和壟斷性行業，這也使得中國免於陷入俄羅斯式的“資源經濟陷阱”和“寡頭經濟陷阱”。當然，這也造成了國營企業的“壟斷”性發展，降低了整體效率，使得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傳統國營企業在經濟轉型初期的第二個功能就是承擔了幾乎一切改革的成本，特別是替非國營企業承擔了轉型過程的大部分社會成本。當多數經濟資源流失到非國營企業的時候，老弱病殘卻留在了尚在退出過程中的國營企業。這些傳統國營企業最后的功能不是“生產”，而是最低程度的社會保險，是下崗職工最后的庇護所。在非計劃經濟的低收入國家中，缺乏社會保險系統是其經濟起飛的重大障礙之一。中國經濟市場化初期，國營企業的大部分社會功能尚可勉強維持，它們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余熱，它們是經濟改革過程中幾乎被燃盡的蠟燭（大部分消失，少量浴火重生）。正是這些國有資源的存在和轉移，使得非國營企業不必從零開始﹔也正因為國營企業將幾乎所有改革的成本都留給了自己，新型企業才可以輕裝上陣。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並不是“增量改革”，而是存量轉化為增量的改革或存量與增量的共同改革。“增量”在改革初期不過是“存量”的流失或改頭換面罷了，這些流失支持了非國營企業的發展，形成了配置資源的雛形市場。沒有最初的雛形市場，外資就不會大規模投入，中國經濟“產能”的有效增量也就無從談起。雖然外資帶來的經濟“增量”本身就帶著更市場化的因素，推動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但它們卻不是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的決定性因素。

3.計劃經濟的兩個遺產

中國工業化的起步是從低端制造業開始的。低端制造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是高就業、低收入的行業。中國工業化一開始就是普通勞動者可以廣泛參與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廣大農民都可以參與的經濟活動。中國工業化一開始就是中國經濟土生土長出來的，這與印度從軟件業開始的經濟起飛不同。印度的軟件業是美國經濟中長出來的，並非印度經濟內生，它是少數受過專業培訓的人從事的行業，普通人最初隻能參與其衍生的服務性經濟活動。經濟在中國有“經邦濟世”之意。多數人參與、多數人受益才是經濟，隻有少數人參與和少數人受益的事不屬經邦濟世的“經濟”。中國低端制造業興起得益於中國計劃經濟長期積累的兩個“遺產”。

第一，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長期在城鎮實行九年義務制教育，雖然直到1986年才被作為法律實施，但截止到1980年，中國城鎮青年人（16歲~30歲）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初中教育已經遠遠超出了對低端制造業工人的素質要求，這是中國經濟起飛初期的重要條件。與其說中國經濟高增長是因為“人口紅利”，倒不如說是“基礎教育紅利”。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口是經濟增長的負擔，隻有受過教育的人口才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國營企業中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是中國發展低端制造業最直接的人才支柱，它的外圍就是受過初中教育的廣大人口，他們是中國低端制造業擴張最廣泛的人才基礎。這些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口分布在城鎮和農村，他們可以進城，也可以就地辦企業。基礎教育也為高等教育和專業培訓打下了深厚的人才基礎，從而為中國經濟進入“高等教育紅利”時期鋪平了道路。

第二，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初步建立了成體系的基礎工業。計劃經濟的30年，中國基本上擺脫了沒有工業的狀態，開始具備了雖然落后卻可以支撐眾多人口發展的工業體系。計劃經濟有“重工業優先增長”理念，中國計劃經濟的30年形成了自己的重工業體系，這就為后來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工業化奠定了物質基礎。

一個是普及的基礎教育的人才基礎，一個是成體系的基礎工業，這是中國經濟崛起之初的兩塊基石，這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對欠缺的。

4.成功解決“金融壓抑”問題

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因為金融業不發達、腐敗嚴重、管制過度等原因存在著“金融壓抑”，阻礙著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要解決金融壓抑就要實行金融自由化，放鬆管制，引進發達國家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但是，麥金農200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演時卻明確指出，中國成功地克服了金融壓抑。顯然，中國並沒有金融自由化，也同樣具有導致金融壓抑的那些因素，但卻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銀行和金融機構推動經濟增長的一般方式是為成長中的企業融資，因此，“金融壓抑”存在與否的關鍵就在於有成長潛力的企業是否可以得到資金。如果多數潛力企業得到貸款，經濟就增長，金融壓抑就不會發生。中國經濟中解決金融壓抑的邏輯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概括。假定一個經濟體有100個企業家申請貸款，其中真正的企業家隻有50個，銀行挑出這50個真正的企業家給予貸款，經濟就增長﹔如果貸款給了另外50個“假企業家”，經濟不但不增長，還會因呆壞賬引起金融危機。中國解決的方法就是這100個申請者都給貸款，或大多數給予貸款，於是必然會出現經濟增長與呆壞賬增長並行的情況。沒有美式的金融自由化並不等於企業得到融資的條件困難，中國金融體系曾出現過短暫的中國式金融自由化的時期（如90年代城市信用社繁榮的時期），而大量呆壞賬則是金融自由化和“撥改貸”等涉及金融改革實驗必須付出的代價。剩下的問題是怎樣解決呆壞賬，是通過金融危機和銀行倒閉來解決呢，還是從銀行的賬上“剝離”就可以。無論是稱之為“中國式金融自由化”還是“金融亂象”，這一現象背后最本質的就是：中國的銀行可以較長期承受大量的呆壞賬而不倒閉。

從解決金融壓抑到處理呆壞賬，再到避免金融危機，其中的邏輯極具理論上的挑戰性，這一路實踐是中國經濟轉型中的“誤打誤撞”還是“田忌賽馬”式的智慧不得而知，但它是中國經濟實踐提出的重大理論經濟學命題卻可以肯定。它也很可能成為未來主流經濟學中的中國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