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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轉型特征與中國經濟運行的獨特方式
——中國經濟改革實踐中的重大理論問題
劉駿民 季益烽
2013年01月21日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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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工業化邏輯:工業化、外向型、流動性膨脹、走向世界工廠

對於已經顯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工業化市場經濟來說,靠外需拉動是一個普遍規律。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荷蘭,此后的英國、法國,70年代以前的美國、德國、日本,以及后起的亞洲四小龍等,無一例外。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工業化”最基本的含義就是本國工業品的生產能力普遍超過本國的需求,連工業品自給自足都達不到的國家就談不上工業化。或者說,隻要走上工業化道路,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面對有效需求不足,提高內需並不是最先提上日程的解決辦法,靠外需拉動才是第一個解決辦法。它是規律的必然結果,是企業追求利潤的行為之下自然發生的。馬克思曾經說過,正是“海外貿易”為歐洲資本主義帶來了第一縷曙光。對市場經濟來說,需求總是排在第一位,供給和決定供給的技術總是排在其后。

1.走向外向型的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在1997年第一次遇到了內需不足的問題,靠外需拉動當然就是第一個低成本的解決辦法。從1997年內需不足凸顯開始,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是中國經濟從初步市場化走向外向型的關鍵時期。在內需不足的壓力下,企業自行對外尋求出路是中國向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政府則是為其創造條件。最初是民營企業將海外市場作為自己過剩產能的一條重要出路。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地民營企業的外銷很快就形成了一個風潮,在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跨國大企業的情況下,中小民營企業使中國制造的產品迅速遍及世界各個地區。在那些知名跨國公司還沒有發現中國有任何一個值得重視的競爭對手的時候,中國制造的產品已經遍及世界了。中國的中小企業家們是在發達國家“外包”、“加工”、“代工”等形式之下,從低價、低端制造業開始“中國制造”的,是在外國品牌的“掩護”之下將“中國制造”推向了全世界。中國最初的外向型經濟並無真正來自境外的競爭(多為內訌式的競相壓價),也無真正的貿易摩擦。隨著低端制造業的發展,中國企業為了提高利潤不但逐漸走向了經營管理規范化、規模化、專業化的道路,也逐漸向高端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發展。先是在輕紡工業形成出口的巨大產能,然后向家電,電子和其他裝備制造業擴散,並開始努力開發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直到中國企業開始具備真正的競爭力,境外企業也開始因中國企業的競爭力而倒閉。海外貿易拉動中國經濟繼續走在高增長的路上,中國迅速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中國的貿易依存度也越來越大,直到接近70%(2007年)。在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中,工業的競爭力越強越是要主張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政府改革之初還是主張保護本國工業的,隨著競爭力不斷增強,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堅決主張自由貿易的政府。

2.“雙順差”與輸入性流動性膨脹

中國經濟的外向型發展造成了貿易的持續順差,並成為拉動中國經濟高增長的重要力量。為分享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巨大利益,境外對中國投資也持續增長,於是中國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國際收支持續出現“雙順差”。2000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的順差僅有224.2億美元,5年后,到2005年和2006年,國際收支順差就已經分別上升為2 351.3億美元和2 854億美元,而隨后的2007到2010年則每年都在4 000億美元以上,2010年達到了5 314億美元。大量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使得中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1999年中國外匯儲備不過1 546.75億美元,而到2011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3.2萬億美元。經常項目的國際收支順差是國內沒有產品對應的淨資金流入,金融項目的國際收支順差也類似,大多數也是以各種投資方式流入中國的淨資金流入。這些純粹資金流入是沒有產品對應的資金淨投放,是中國流動性膨脹的基本原因。持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造成了中國境內持續的流動性膨脹。

外匯佔款導致的人民幣增加累積達24萬億元。1999年,中國的M1僅為4.6萬億人民幣,到2010年已經增加到26.7萬億人民幣,M2則從12萬億增加到72.6萬億人民幣,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在貨幣存量中,外匯佔款發行的貨幣佔M1的90%,佔M2的33%。可見,外匯佔款是中國貨幣數量增加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截止到2010年,末人民幣現金M1總量(26.7萬億人民幣)佔當年GDP的比例為69.4%,而美國該年末現金M1僅為1.8萬億美元,佔美國當年GDP(14.5萬億美元)的比例僅為12%。對美國來說,這麼少的現金不但要媒介GDP創造過程中的大量交易,還要媒介每天大約萬億美元的債券市場交易,加上巨額外匯交易,股市交易和其他大量金融資產的重復交易,交易總額每日大約在4萬~5萬億美元。而在中國,每天債券的交易額不過幾十億人民幣,股市交易額也僅僅在3 000~5 000億元人民幣之間,26.7萬億現金與這些交易相比,會持續存在的流動性膨脹應該是顯而易見。

當貨幣增加的時候:如果虛擬經濟不發達,就會發生物價上漲,如津巴布韋﹔如果虛擬經濟比較發達,就會發生金融資產價格與房地產價格的膨脹和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如日本的泡沫經濟﹔如果虛擬經濟很發達,就會通過金融創新和金融杠杆來增加金融產品的品種和數量,大量資金會滯留在虛擬經濟各市場中,這樣的經濟體既沒有物價膨脹也不會有大幅度的資產價格的膨脹,卻會有金融杠杆的不斷延長,如金融危機之前的美國。中國的虛擬經濟比津巴布韋大,卻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國。美國虛擬經濟創造的GDP佔GDP的比例為33%,日本為26%,中國為9%。因此,當流動性持續增加的時候,美國的風險在於金融杠杆過長而斷裂,日本的風險在於資產價格過高而泡沫破滅,中國的風險則是物價普遍上漲和針對大蒜、古董等實物“炒作”的投機過度。

3.投機活動的基礎與存、貸款的非對稱性調控

在輸入型流動性膨脹的長期趨勢中,中國央行卻用內部消化的辦法,以治理內部經濟過熱的理念來應對。央行的物價控制思路是將重心放在控制貸款上。其邏輯是:控制了貸款,就控制了投資和企業購買,經濟就會減速,物價就會下降到理想的水平。用作控制手段的存款准備金比率、發行央票等對沖措施都是控制貸款的手段,其對存款的作用僅僅是建立在貨幣乘數理論的認識基礎上。而“存款變貸款,貸款變存款”的邏輯本身就缺乏實際驗証。在中國利息率調節作用偏小的情況下,認為調整貸款會對存款有相等的調節作用本身就不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這種治理經濟過熱的政策在轉型初期還是適用的,但隨著輸入型流動性膨脹的持續,其效率就會不斷下降。貨幣的主要形式是存款,特別是構成M1主要內容的活期存款。存款雖然在銀行,銀行卻不能干涉其所有者怎樣使用這些存款,無論是炒大蒜還是炒古董,央行的政策都不可能直接約束存款。銀行存款可以是銀行貸款的源泉,同時也可以成為私募基金,地下融資、委托理財,以及企業間信貸活動(溫州最為明顯)等等的源泉。這些經濟活動的資金使用方式是取出存款,而不是通過銀行貸款。這就是說,如果央行的貨幣政策是以貸款控制為核心的,這些直接構成投機活動資金來源的存款就在其控制效力范圍之外。在中國,投機是靠存款支撐的,而正常經濟則是靠貸款支撐的。央行緊縮政策越嚴厲,貸款越困難,存款越不能通過正常渠道貸出去,私募基金、地下金融活動以及央行控制范圍以外的信貸活動就會更加活躍。央行的一般性緊縮政策反倒為地下融資、私人理財和私募基金造成了機會。隻有經濟被高度緊縮政策搞得毫無生機,投機機會消失的時候,投機才會暫時蟄伏起來等待下一次寬鬆的宏觀政策。

4.利息率調節作用偏低

利息率在中國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比它在美國的調節作用要小得多。與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依賴於企業對價格的反應靈敏度一樣,企業和個人必須對利息率有高度靈敏的反應,利息率才可以對經濟有靈敏的調節作用。一般的說,利息率調節作用的靈敏度取決於兩個方面:第一,越是在交易中廣泛使用金融杠杆,利息率的微小變動越是要被放大成巨額收入波動,人們對利息率微小變動的反應越強烈﹔第二,金融產品的品種越多,規模越大,人們在利息率變動時越是容易在不同金融產品之間重新選擇和重新組合所持有的資產,特別是在存款與其他金融資產之間的選擇。當利息率調節銀行存款數量(M1或M2中現鈔以外的絕大部分)的時候,利息率對存、貸款的調節作用才會對稱﹔這兩條也是利息率市場化的最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取消對利息率的管制倒不是利息率市場化的重要因素。因為,當債券市場足夠大、品種足夠多時債券價格的微小波動會被金融杠杆放大為實際利息率的變動,這時,名義利息率的變動對經濟行為才有更加靈敏的調節作用。不發展債券市場,不引入金融杠杆,僅放開利息率管制並非利息率的市場化。

5.宏觀調控的困境

隻要中國保持工業化方向和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方式,其內需就必然不足,國際收支順差就會持續,外匯佔款導致的流動性膨脹就會加劇﹔金融資產品種過少、規模過小與資金充斥的矛盾就日益突出﹔在抑制房價的各種行政措施擠壓下房地產投機雖有抑制,但投機資金並不減少,於是炒大蒜、炒普洱茶、炒古董等等這些在資本主義初期也難得一見的現象充斥中國經濟﹔與此同時,物價也會隨之高企。由於投機的資金基礎是存款,正常經濟的資金基礎是貸款,央行對投機和物價的調節隻有通過貸款的緊縮來實施。隨著經濟增長和流動性不斷增大,投機活動的基礎不斷增大,這使得央行對物價和投機的控制力越來越弱。如果央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力度偏小,對投機就毫無影響,於是就不斷加大緊縮政策的力度,直到經濟下滑。隻有經濟下滑,投機機會減少的情況下,投機才會收斂,但並不消失,只是暫時蟄伏。緊縮政策稍一鬆動,投機和物價還會上漲。現在,美聯儲已經三次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歐洲遲早也會採取同樣政策。中國外部輸入的流動性膨脹還會加劇,中國的央行實際上是在單獨對抗世界性的流動性膨脹,堵不住也躲不開。如果還沿著治理國內經濟過熱的思路繼續走下去,就會發現:刺激經濟增長和控制通貨膨脹之間的政策邊界越來越模糊,直到刺激經濟增長就是直接刺激通貨膨脹,抑制通貨膨脹幾乎就是將經濟搞死的時候,政策回旋余地就接近於消失。不改變宏觀調控的根本思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會越來越大。

6.困境背后的大趨勢:在中國資本國際化中走向世界工廠

輸入性流動性膨脹就象洪水,治理洪水的辦法歷來就是“小水堵、大水疏”,如果不堵也不疏,或隻堵不疏就會產生兩個自動的效應:一是洪水會自動沖出渠道“外排”到大海﹔二是洪水會自動尋求低窪之地“蓄水”。前者表現為對外投資、並購、貸款等一系列中國資本的國際化運動,后者表現為境內資金自己尋求炒作對象的投機活動。

中國資本的國際化包括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外承包工程、海外並購、海外合資、對外貸款等形式。2008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八年增長,到2011年,中國境外投資的淨頭寸已經超過1.9萬億美元(中國外匯管理局網站公布)。對外承包工程,海外並購,對外貸款等也都在大幅度持續增長。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它可以帶動中國經濟完成“世界工廠”的角色轉變。這將是繼中國經濟市場化、外向型之后的第三個重大轉折。中國將象早期的英國,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國和金融危機之前的日本和德國充當世界工廠的角色時一樣,其經濟增長不再受到本國資源和市場的限制,中國的經濟增長將由中國和世界的資源、市場、技術、人才來共同支撐。將中國經濟增長與世界資源、市場和人才聯系在一起的就是國際化的中國資本和全球布局的中國跨國企業。中國資本的國際化會帶動人民幣的國際化,而人民幣國際化最終會穩定和鞏固中國資本與境外各種資源的聯系渠道。

(責編:秦華、朱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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