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

隨著中國經濟成功市場化轉型，中國經濟至今一直是在高增長的狀態下運行的，在理論上總結中國經濟的運行特征不但是實踐的迫切需要，也有利於推動中國理論經濟學的發展。

1.中國經濟運行的特征之一：沒有金融危機的市場模式

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總是要受到金融危機的困擾，周期性陷於停滯甚至倒退。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持續了大致30年不間斷，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被真正的金融危機打斷過。

許多金融危機的定義中包含“大部分金融指標惡化”這樣的內容，我們認為這只是原因，結果才是定義的真正內涵。因此，我們將金融危機定義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大批倒閉的現象”。即使所有金融指標都惡化，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並不倒閉，我們就不稱其為金融危機，如果只是個別中小銀行倒閉也不能稱為金融危機。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倒閉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呆壞賬引起銀行和金融機構資不抵債﹔二是金融恐慌，引起擠兌，導致流動性短缺。當銀行和金融機構普遍遇到這兩類問題的時候，金融危機就會爆發。金融危機歷來是市場經濟中清理呆壞賬和“問題金融機構”的“清道夫”。但是，在金融危機中許多無辜者會遭受失業，收入銳減，養老金蒸發的損害。隨著歐美經濟虛擬化的長期發展，金融房地產佔經濟的比例越來越大，金融危機的損害也就越來越大，直到無法任由其自生自滅。近年來，歐美等國家多採取通過官方干預，向金融系統注資等措施來減少金融危機的危害。中國是從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以四大國有銀行為基礎形成的金融體系尚不存在呆壞賬必然引起銀行倒閉的機制。中國1998年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經達到了33%，1999年為35%，2000年為30%，其中農業銀行2001年的不良貸款率曾經達到了42.12%（國家統計局）。如此高的呆壞賬率並沒有引起銀行大批倒閉的金融危機，巨額不良貸款可以公開挂在銀行賬上，既不引起恐慌和擠兌，也不影響銀行正常業務。在中國，呆壞賬只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可以想辦法解決，卻不等同於金融危機。嚴重的呆壞賬被許多經濟學家看作是中國特有的“金融亂象”，但它在中國並不引起金融危機的事實卻在悄悄的改寫著未來的經濟學。

引起銀行倒閉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流動性短缺引起的擠兌。對個別金融資產或個別銀行失去信心，就會引起拋售某種金融資產或從銀行抽出資金的行為，當它引起金融恐慌時，就會產生連鎖反應，導致流動性奇缺，發生擠兌，銀行相繼倒閉，爆發金融危機。在一般情況下，金融越是出現問題，人們越是相信政府。隻不過美國是在金融危機時才需要國家信用支撐崩潰的銀行信用，而中國銀行系統本身（四大國有銀行）就是建立在國家信用之上的。現代中國還從來沒有過“金融恐慌”的經歷，如果四大銀行倒閉一個，中國就會真的體會到金融恐慌，至少多數中國人不希望如此。中國不會因流動性奇缺導致金融危機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流動性充斥的現狀，中國M1總量佔GDP的比例（69%），遠遠高於美國（12%）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加上央行的支持，四大銀行體系的結算功能不存在因流動性短缺而癱瘓的可能。此外，中國還創造出了“兌三角債”的方法，它是輔助解決流動性短缺的有效方法，在債務危機時可以大大節省現金。美聯儲在金融危機時也採取過類似的解決辦法。

中國不會有流動性奇缺引起的金融恐慌，呆壞賬又不會引起銀行大批倒閉，金融危機也就從中國經濟中被刪除了，也可以說中國在引入市場機制時根本就沒有引入金融危機的機制。沒有金融危機的中國經濟衍生出兩個派生的經濟運行特征：第一，不存在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就基本失去了自動的緊縮機制，中國經濟就會持續增長，直到經濟過熱，物價上漲，最后由政府通過一系列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來為經濟降溫，直到“剎車”。第二，中國金融系統失去了金融危機這個自動清道夫，就要由監管部門定期處理呆壞賬，定期處理問題銀行和金融機構。在金融危機的損害與沒有金融危機帶來的困難之間權衡，“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應當保持這個美歐也在極力爭取的“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市場模式”。

但是，中國不是完全與金融危機絕緣，首先，那些在西方引起金融危機的原因中國都有，它們雖不引起金融危機，卻是嚴重的經濟問題﹔其次是隨著再次放開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限制以及非國有銀行的增多，可以倒閉的銀行會增加，金融危機的威脅就會增大。馬克思主義強調銀行是“公器”，不可以為私人牟利，因此列寧主張銀行國有化。這不符合中國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非國有銀行的增加有利於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是毫無疑問的，允許私人銀行存在也不是壞事，但不要使整個金融系統變成為少數人牟利的工具還是要堅持的。這不但需要嚴格監管，還需要大型國有銀行保持最低限度的比例。

2.中國經濟運行的特征之二：支撐經濟高增長的農村土地制度

工業化的過程就是農業人口轉為工業人口的過程，也是城市化的過程。但是，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在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之下，呈現出兩個與所有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有著鮮明區別的特征：一是“鄉鎮經濟”的出現，二是“農民工”現象。它們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重要因素。

土地集體所有制與承包制並行使得農民既可以辦集體企業，也可以辦私營企業。中國在90年代的市場化初期，紡織業、輕工業和簡單材料加工業、運輸業等大量由城市轉往村鎮，形成了中國東南沿海獨具特色的“鄉鎮經濟”。中國工業化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的過程，還應包括村鎮辦企業，農民辦工業，村鎮發展工業的過程。這個“工業下鄉”的過程一方面形成了大量新興城市和新興工業區﹔另一方面也迫使原有的大工業城市產業升級，向產業高端化發展。與單純農民流向城市的工業化相比，這樣的工業化過程其經濟增長速度要快得多，也能就地解決一些農村富余人口問題。當然，它所造成的土地開發過度，濫用資源，污染環境等問題也比其他國家嚴重。

中國的改革中，由於土地沒有私有化，不允許肆意買賣，因此，中國沒有重演歷史上常見的土地兼並和因此在農村迅速產生的兩級分化，也就沒有出現大量的“失地農民”被迫進城的情況，而是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進入經濟發達地區成為農民工。與失地農民不同，農民工進城是為了賺錢，不是在農村活不下去被迫進入城市。中國的農民工有約2.4億人口，如果二十年前土地就私有化了，這大約2.4億人口中的許多人會成為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連同他們的家人一起進入城市后就會形成近億的“城市貧民”，這些新進入城市的城市貧民一旦不能在城市就業就會成為城市的“赤貧人口”，大城市周邊會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在南非和印度都可以見到），貧民窟與中國“北漂者”們的“蝸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赤貧人口毫無生計，他們會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成為經濟增長的巨大累贅。2008年下半年，中國政府的緊縮政策與美國的金融危機不期而遇，它們共同造成了中國經濟的驟然下滑，大批企業停工，失業突然增加。但是，大批失業的農民工（約2000萬）不過是回家罷了，他們的失業問題甚至不如“應屆大學畢業生（2011年為671萬）就業難”的問題更令人關注。農民工失業只是少掙些錢，卻不會普遍遇到生存問題。顯然，集體土地所有制與承包制並存極大地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使得中國在遇到經濟衰退時，失業造成的社會壓力比西方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要小得多。中國在城市化進程中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失地農民”和“貧民窟”實在是因為土地沒有私有化，集體所有制與承包制並行的土地制度既支持了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也因土地經營權可以轉讓而不障礙土地的機械化和集約化經營。

但是，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將越來越遠離土地和農村，他們不再有其前輩那種務農的能力，也不再回家務農，其中越來越多的部分會成為永久性城鎮居民，他們在相當時期會處於的職業和收入不穩定的狀態，是最容易失業的人群之一。此外，通過上大學進入的城市的農村青年日益增加，中國經濟增長伴隨的失業壓力就會逐漸上升。中國是比英、法、日要大的經濟體，正向著美國那種超大經濟體發展。在歐美大經濟體國家中，失業是始終困擾其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他們從來不曾有“用工荒”的時候，中國的用工荒是局部和暫時的現象，中國不是小國，必須對越來越嚴峻的失業問題給予高度重視。

3.中國經濟運行的階段性特征：“學習型技術進步”

通常，歐美被看作是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中國則被看作是資源投入型的經濟增長，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根據經典經濟增長理論，一個國家的總產出是技術進步和資源投入決定的。在一年內，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很小，通常可以假定不變，因此，經濟增長就是在現有技術水平下由資源投入量決定的。根據美國的經驗，資源產出的年增長率最高不過6%，正常年份一般在4%左右。因此，實際GDP年增長率的正常值大約就是4%，一旦超過6%，就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這也曾被看作是普遍適用的經驗性理論。根據這樣的理論，中國長期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國各省市統計局總是公布兩位數的GDP增長率，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的GDP增長率卻總是一位數，國家統計局用各地央企的重復計算來解釋其間的差額，有些勉強，我們猜想很可能是怕外國人笑話不懂經濟學。事實是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是非常高的，絕不可以假定一年內大致不變。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技術進步絕大多數不是來自中國自己的科研成果，而是對國外成熟技術的引進，引進的方式有購買專利，合資，外資獨資，模仿，“山寨”等等。這使得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技術進步不受中國科研水平的約束，省略了等待科技成果市場化的漫長過程，中國的技術進步隻取決於境外技術向中國移植的速度和消化這些引進技術能力，這樣的技術進步比起靠科研成果市場化來推進的技術進步要快得多。中國的家電、汽車、手機、計算機等絕大多數產品及其生產技術都不是自己科研成果市場化的結果，而是引進（或加改造）的成熟技術。這些引進和模仿的技術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遠遠超過它們曾經對發達國家起過的推動作用。例如，引進第一條汽車生產線時是從無到有，增長率可能超過100%，引進第二條同樣規模的汽車生產線時，中國汽車業的增長率可能就是年增長50%，隨后增長率遞減。中國幾乎沒有什麼產品在引進技術之后其產量和銷量不是按兩位數增長的。“一年內技術不變”的假定適用於靠研發推進技術進步的少數最發達國家，不適用於“學習”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引進和模仿導致“技術年年變”，甚至兩三年就發生巨變，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率高於發達國家的重要階段性原因。隻要還有可供學習的內容，中國這種學習型技術推動的高增長就不會停止。

科技創新推動經濟增長大致有兩個階段：一是從科技創新到產品試銷、定型的階段，二是生產規模漸大，銷售收入不斷增長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花錢的階段，第二階段才是賺錢的階段，隻有不斷擴大賺錢規模的階段才能推動經濟增長。但是，任何技術一旦進入市場也就進入了技術擴散的階段，任何專利制度也不可能從根本上防止技術擴散。隨著中國引進技術水平的提高，學習和消化引進技術的能力也迅速提高，中國經濟的技術含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縮小。隻要新科技在歐美成熟或接近於成熟，這種越來越強的學習能力就可以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形成自己的產能，完成從加工者到到競爭者的蛻變。中國的光伏產業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它的起步與中國的科技毫無關系，最初被許多人看作是“技術在國外，市場在國外，資金在國外”，“污染和能耗卻在國內”的一個毫無可持續性而言的“泡沫”，不久就會垮掉。但不過七、八年時間，就在中國形成了數個可以與歐美競爭的大型跨國企業。本來是奧巴馬2008年上台時提出美國要優先振興的新興產業，但到2012年，中國的光伏產業就具備了擠垮歐美多家光伏企業的競爭力，美國和歐洲需要借助貿易保護才能應對中國這個后來的競爭者。這個事件也提醒美國人，不管什麼新興科技，隻要形成賺錢的產業，就會很快變成中國學習的對象，中國的低端勞動價格低廉，高端勞動價格更低廉，也可以說“高端人口紅利”時代正在來臨。在學習能力越來越強的情況下，歐美靠科技重振經濟任何計劃都可能成全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民間資本。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可供直接引進的先進技術會越來越少，中國最終還是要靠“自主創新”來提高經濟效益。如果終於有一天，面對發達國家，中國真的“沒有什麼可學”了，中國經濟一定是站到了世界科技發展的最前端。但現在還差得遠，這是一個好事，差的越遠，中國靠學習推動技術進步的時間就越長，中國保持持續高增長的時間也會延長。現在，中國經濟依然可以在發達國家找到豐富的學習內容，它們還會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新技術”。從科教體系到生產技術，從品牌戰略到金融杠杆的使用和控制等等，中國目前還在學習西方大量的東西。學習的動力對企業來說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對政府來說是實現更穩定經濟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五、排除干擾渡過難關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形勢很嚴峻，“軟著陸”還是“硬著陸”其實都不要緊，關鍵是首先要搞清楚困難的性質，是勞動力便宜的比較優勢將盡所致呢，還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面臨的困難性質不同？其次是我們會怎樣渡過難關。

1.比較優勢與經濟發展階段辨析

無論是人口紅利理論還是比較優勢理論都在說中國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不過是勞動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所致。當這個優勢耗盡的時候，也就到了所謂“劉易斯拐點”，經濟高增長就會停止。新國際分工論認為，根據經典的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理論，世界將形成新的國際分工，美國的優勢在高端制造業、高科技創新和金融業﹔日本和德國的優勢在高技術和精密制造業﹔中東優勢是石油﹔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在勞動成本低，適合發展低端制造業和服裝業等等。這無非是說：落后國家隻能搞農業和低端制造業，它們想成為發達國家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勞的。中國原來連低端制造業都沒有，按此理論，中國本應至今還是農業大國，發展農業就行了，不必搞什麼工業化。其實，國際分工隻在體量較小的經濟體之間可以較長期的存在，體量越大越不可能靠單一產業發展。不能將經濟發展問題與資源稟賦混為一談，二者不是同一層級的經濟問題。資源稟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往往只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可以依仗的天然優勢，隨著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這些優勢會逐漸喪失。經濟發展有不同發展階段的邏輯次序，從農業國到工業化，從低端工業到高端工業，從制造業為主的工業化經濟到服務業為主的后工業化經濟等等，其背后是有發展規律的。不能將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誤認為是國際分工，國際分工不可以有工業國和農業國之分，更不能有商業國、金融國之分。看起來很像金融國的英國是從工業化國家發展而來的。要承認經濟是發展的，不能用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去強行固化低端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經濟是13億人口生存和發展的載體，其經濟發展既不可能被限制在經濟發展的某一階段也不可能被限制在經濟活動的某些局部領域。客氣一點說，國際分工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不適用，不客氣地說依據這個理論制定政策會斷送中國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前程。

2.怎樣渡過眼前的經濟困難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走向世界工廠”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越是重大變革越是要經歷困難的時期，長期和反復陷入同一類困境是逼迫人們認識大趨勢的最有效方式。長期趨勢背后一定有規律，規律是誰也擋不住的。最初認識到規律的人很少，說了也往往沒人信，決策者也往往不會採納他們的建議，直到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趨勢也越來越清晰，於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大趨勢，也大致知道怎樣順勢而為，正確決策共識就容易達成，問題就會解決。

中國經濟困境的邏輯：市場化和工業化導致中國有效需求不足，於是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越來越大﹔由於中國經濟的獨特運行方式，導致經濟增長率必然高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這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一方面持續流動性膨脹對國內物價、房價形成巨大上升壓力，另一方面傳統治理經濟過熱的“圍堵”性政策作用越來越弱﹔對存貸款調節手段的不對稱導致緊縮政策與擴張政策之間的選擇余地越來越窄﹔人民幣國內貶值境外升值的不對稱壓力造成了中國資本國際化的動力﹔隨著中國資本的持續國際化和大量資金流出，中國金融項目會出現國際收支逆差，當它與經常項目國際收支順差大致相抵的時候，人民幣匯率就會穩定下來﹔內部通貨膨脹的壓力會大幅度減小，政策調控手段會增加，效率會提高。根據上述邏輯，在未來5－8年內，中國經濟會出現如下四大趨勢：

第一，中國企業走出去將持續，產業資本的境外擴張會緩解當前境內的流動性膨脹，並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境外市場、資源和技術。隨著貿易順差的持續和貿易規模的繼續擴大，中國與境外的貿易摩擦會更加頻繁，此外，中國資本走出去還會引起更多的國際經濟摩擦，政府和企業遲早要在“自由貿易”的大旗下找到有效措施緩解貿易摩擦繼續走向世界。中國經濟崛起和走向世界工廠不但需要世界適應中國，更多的是中國自己要盡快適應。

第二，中國金融項目的國際收支必然會朝著逆差的方向發展，經常項目依然會保持持續順差。根據所有工業化經濟的經驗，美國、英國在80年代以前，德國、日本在經濟起飛之后的工業化時期其金融項目的國際收支都是持續逆差，經常項目的國際收支都是持續順差的。也就是通過對外貸款和援助輸出資金（多為本幣），境外獲得的資金大多數會用於購買本國的產品和服務，刺激本國的實體經濟。中國會毫無例外的步英美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的后塵，通過金融項目國際收支逆差輸出資金，緩解國內流動性膨脹的壓力，開拓海外市場，支持中國產業資本的全球化，繼續支持中國的工業化。

第三，中國資本國際化必然會帶動人民幣國際化。美元在二次大戰后成為世界貨幣的基本條件有三個：美國是當時的世界工廠，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國。中國現在也具備三個類似的基本條件：世界工廠，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因此，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大勢所趨，是規律使然。哪個國家也不希望自己的貨幣總是任人“狙擊”的小貨幣，更不希望本國貨幣隨時都可能淪為他人吸取本國血汗錢的工具。國際貨幣體系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形成的，它是固化了的國際利益格局，當實力格局改變時，舊有的利益格局便無法維持，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就會不斷打擊舊有的貨幣體系，這個過程中新的世界經濟實力格局會逐漸形成，直到大家認識到自己的實力與可能獲得的最大利益之間的真實空間，放棄不切實際的利益要求，國際貨幣體系的談判才會真正開始。現在談“對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進行改造”還是“另起爐灶”為時尚早，需要積極創造條件耐心等待。

第四、中國必將逐漸走上以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如英美的金融體系一樣，中國金融體系也將可以適應高度國際化了的經濟發展需要。首先，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不是僅僅成為國際結算貨幣之一，而要逐漸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既要有足夠規模的人民幣金融資產供世界其他國家的政府、金融機構和投資者持有﹔又要有種類豐富、買賣方便的人民幣資產可供選擇。這就是說以債券市場為核心發展中國金融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其次，國內龐大的債券市場及其附屬金融活動起著流動性儲備池的作用，對內可以隨時吸收過剩流動性，對外可以緩沖外來資金的的大規模沖擊。第三，債市要有吸引力就必須有將微小利息率變動放大為十數倍收入變動的放大機制，否則債券市場就發展不起來，這就必然要適當引入金融杠杆。金融杠杆的引入和債市的發展會使得宏觀調控手段越來越靈敏，從而使當局擺脫目前調控空間狹窄，手段靈敏度差的困境。

不能設想中國可以回到封閉條件下繼續崛起，如果中國經濟崛起的背后有規律，中國就必然會進一步走向世界，不管誰原意不願意，不管風險有多大，中國經濟既退不回去也停不下來，因為中國資本要走向世界，相關人等硬著頭皮也要跟上，否則就會被排斥到大潮流之外。經濟學最重要的職責不是告誡人們怎樣選擇，而是先向他揭示沒有余地的選擇，然后是鼓勵他勇敢的面對，最后是告誡他不這樣做如何受到懲罰。

（劉駿民系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 教授。季益烽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來源：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