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

一種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種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

相當長時間以來，宋朝給人積貧積弱的印象。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的有兩種人，他們都懷抱著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

一種人是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興起於慶歷新政，至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達到高潮。改革總會遇到各種阻力，有的來自作為頑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慶歷新政時期的夏竦集團;有的則來自不同改革路線的政敵，如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司馬光。

為了論証改革的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為改革派描述宋朝現狀的一種模式。為了制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甚至說只是僥幸沒有遇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統治早已搖搖欲墜。在一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為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宋朝以后掌握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理學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頤、朱熹等人開創的，這些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理學家倒也不一定反對富國強兵，但認為隻有通過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所以理學家強調的是王安石心術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積貧積弱。

古代文人對於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還是大興文治，因為宋朝結束了五代的亂世，也結束了武人掌權的政治，通過科舉，將國家的治理托付給了文人，文人對此還是頗有點感激涕零的意思。當然，面對北方的強敵，宋朝在軍事上始終不佔據優勢地位，非但不能收復燕雲，甚而亡於金、元，因此批評宋朝國勢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實是“弱而不貧”，他說仁宗皇帝“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神宗皇帝則犯了“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的錯誤。

將宋朝描述成積貧積弱的第二種人，則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面對近代中國遭遇的劫難與屈辱，以及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所暴露出來的貧困孱弱，近代知識分子無不痛心疾首。特別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有些歷史學家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宋朝就成了他們抒發抗戰決心與悲憤心情的一種寄托。比如研究宋史的代表人物鄧廣銘先生，他於抗戰時期的研究專注於宋代的抗金英雄辛棄疾、韓世忠、岳飛、陳亮等。而據當代史家考証，宋朝積貧積弱的說法，也正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出現的。到1963年，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第3冊中，明確將“積貧積弱”作為一個詞組來描述宋朝，說宋神宗將“王安石召入政府，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中國史綱要》是很有權威的教科書，影響極大，“積貧積弱”也因此成為國人對宋朝的一般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