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富國強兵策略為何半途而廢

經濟發達、財富積累，並沒有直接提升軍事實力

在王朝興衰循環的大視野中，宋朝並沒有任何神奇獨特的地方，既非貧弱，也絕非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宋朝本身的興衰仍然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這就是神宗時代富國強兵策略的半途而廢。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通過王安石的理財，富國實現了，但是強兵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

變法的主要內容，如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雖然也具有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性質，但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增加民眾的財富、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而是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因此當時發動和主持變法的機構是宋朝的財政部門。司馬光極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措施，指斥王安石“與民爭利”，王安石辯駁稱“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美其名曰“理財”。

單純的富國，並不能為變法提供充分的合法性。相比而言，強兵的旗號更加神聖正確，也讓壯懷激烈的神宗皇帝心馳神往。收復燕雲十六州，是宋太祖、太宗未酬的壯志;與契丹國澶淵之盟中的約定，讓神宗皇帝感受不到大國的尊嚴;就連西北藩屬黨項族，也竟敢自稱大夏，與宋朝分廷抗禮。即使不敢想象盛唐時期萬國來朝、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榮耀，至少不能放棄太祖、太宗收復失地、統一疆土的使命，同時也要保証宋朝在列國中相對的優勢地位，這是宋神宗對自己政治事業的期待。通過王安石的變法，宋廷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宋神宗又將其中相當部分儲蓄起來，作為特別軍費(封樁錢)。

然而，經濟發達、財富積累，並沒有直接提升軍事實力。王安石變法期間，王韶攻佔熙、河(今甘肅臨洮、臨夏)等州，並招撫河湟一帶(今青海東部)吐蕃部族30余萬人，拓地2000余裡，史稱“熙河開邊”，這是宋神宗統治時期強兵方面最輝煌的成績。然而元豐年間宋廷出兵攻打西夏，遭遇永樂城大敗，宋軍幾乎全軍覆沒，宋神宗富國強兵的夢想徹底破滅，年僅三十八歲即英年早逝。

宋神宗去世之后，哲宗繼位，開始時太皇太后高氏支持司馬光當政，司馬光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並引發了激烈的黨爭。等到哲宗親政，又重新起用變法派官員，打擊元祐黨人，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徽宗時期。哲徽兩朝開邊活動雖然仍在繼續，但軍事實力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加強。“富國”政策既不能支持對外擴張，也不能用之於民，於是就表現為赤裸裸的斂財。宋徽宗或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是並不能改變他是一個昏庸、貪腐的皇帝的事實。

同樣的道理，即使宋代是一個經濟文化特別燦爛輝煌的朝代，也不能扭轉宋朝在軍事上屈辱失敗的命運。

或許有人認為，南宋的經濟文化依舊發達，江南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文化上不但有朱熹完善了理學的思想體系，而且出現了陸九淵、葉適、陳亮這樣具有創造力的思想家。與此同時，南宋的軍事戰斗能力也得到了恢復，蒙古鐵騎所到之處，能夠抵御幸存的國家少之又少，南宋在宋金戰爭中立國，抗擊元軍長達數十年之久，在被元軍征服的國家中可謂軍事強國。

如果這些判斷是成立的，那麼比較北宋，同樣是經濟文化非常發達，南宋在長期的戰爭中恢復了軍事實力，而北宋卻因為片面強調文治、過度限制武人權力，對國防採取了消極因循的態度，最終釀成深重的政治軍事災難，給國家與民族帶來無窮的禍害與苦痛。

富國不一定能強兵。當然，為北宋的民眾帶來安定的生活和豐富的物質、精神財富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和平來自於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的軍事實力以及積極高效的防御政策。澶淵之盟為宋遼兩國帶來百年和平相處，將其理解為屈辱的城下之盟是有失公允的。但澶淵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軍在澶淵之戰中獲得相對優勢為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戰宋軍一敗涂地，等待宋朝的將是滅國之災，而絕非一紙盟約，這一點在日后的宋金之戰中以最殘酷的方式驗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