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的外部關系和各部門地協調發展
　　在交通和通訊技術高度發達、工商業文明強勢擴張、農民工大規模流動的情況下，農業農村農民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條件，基於血緣的宗族關系和基於地緣的同鄉關系已經被基於交易的工商關系所取代。“三農”問題不僅僅是“三農”本身的問題，也是其他行業的問題，是社會問題，是政治問題，它的產生與外部因素有關，其解決也有賴於跟外部環境的互動。
　　“三農”的外部關系，可從國家與“三農”的關系、城市與農村的關系、農業與二三產業的關系三個方面來認識。
　　外部因素對“三農”的影響，一方面是妨礙“三農”發展、加重“三農”問題的有害因素，另一方面是促進“三農”發展、有助於“三農”問題解決的有利因素。我們這裡隻分析外部因素的有害影響。
　　一是城市及二三產業憑借其天然的競爭優勢，廉價掠奪農村的要素資源，導致農業和農村被動衰退。不同產業的競爭主要就是生產要素的競爭。生產要素總是向生產效率更高的產業流動。農業本身的天然屬性決定了其生產效率正常情況下會低於工商業與服務業，對人才、技術、資本、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吸引力弱於工商業與服務業。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農業不僅不能吸納其他行業的資源，而且其本身的資源常常被其他行業所吸納。第二、三產業越是發展，生產要素越是脫離農業而外流到其他行業。農業和農村缺乏人才、資本、技術和管理，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卻傾向於服務工商業、服務業和城市。
　　二是政策偏向城市和二三產業，加重了農業和農村的衰退。工業革命之后，國家的競爭力由農業生產能力轉向工業制造能力。交通、通訊技術和現代金融的巨大進步，讓國家競爭力依賴於其第三產業競爭力和工業競爭力。所以，法律和政策傾向於支持第二、三產業發展實屬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需要和必然。同理，城市既是工商業文明的需要、結果和成就，也是國家管理的平台和展示國家管理能力的平台。管理好、發展好城市既是國家發展和強大的需要，也是社會穩定和進步的重要保証。這種政策傾斜的必然性卻加重了農業和農村的衰退。解決“三農”問題需要調整政策的力度，平衡城鄉和工農的利益，卻不能因此調整優先發展城市和二三產業的政策取向。
　　三是城市對政府的游說能力明顯強於農村，讓農業農村農民公平獲得公共資源變得愈發困難。城市與政府的特殊地緣關系使政府能夠對城市問題感同身受，從而政府會非常容易地理解城市問題，願意與市民和當地管理當局交流和溝通城市問題，並會想方設法解決城市問題。相反，農村問題與政府距離（包括空間和心理距離）較遠，農民跟政府的交流與溝通又存在語言、習慣、利益、地位等的障礙，這就使農業農村農民獲得政府切實關注和公共資源支持變得困難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