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缺位

土地流轉是土地改革工作的核心，但因為制度缺位缺乏監督，一些地方的政策開始被扭曲，甚至滋生了腐敗。

在重慶，地票在交易所交易意味著土地成功流轉。流轉后，每畝地的交易價格至少要扣除幾萬元的政策實施成本。剩余部分的地票交易收入，集體拿15%，農民拿其中的85%。

以重慶江津區為例，如果每畝地的地票指標以起拍價19.5萬元的價格拍出的話，減去3.66萬元的政策實施成本（復耕工程成本為1.2萬元/畝﹔復耕管理成本為1.1萬元/畝﹔復耕融資成本1.36萬元/畝），集體收入為2.4萬元，農民實際收入約為13.5萬元。

每畝地的政策實施成本為何這麼高？復耕工程成本能有1.2萬元/畝？有些人提出了質疑。對此，地方政府的回答是：“上面拿下來的數據。”

重慶某區國土所長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一般來說，復耕工程成本在8000~9000元/畝，絕對不會超過1萬元。”僅復耕工程成本這一項，一畝地就可以節余3000~4000元。

結余的錢去了哪裡？據了解，一般轉化成了街鎮的追加“工作經費”。加上本身預算中每畝4000元的工作經費，在街鎮一級，每畝的“工作經費”最少有7000~8000元。而工作經費的很大一部分演變成了工作獎勵，用以獎勵當地完成任務的國土工作人員。

重慶市國土局給每個區縣都有目標任務，這個目標任務是與績效挂鉤的。一位不願具名的基層國土工作人員對《中國經濟周刊》說：“雖然是任務，但有獎金刺激，你說這個工作我該怎麼做？”他認為，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基層的工作人員為了完成任務拿到獎金，難免採取一些非常規的手段。

除此之外，在土地流轉中，集體資金缺乏有效監管，滋生出了腐敗現象。佛山市南海區因為缺乏有效監督機制，有的村干部以權謀私，損害了村民的利益，黎某案就是一例。

黎某是夏西村原村委會主任、經聯社社長。2009年，黎某被指侵吞出賣集體資產、任人唯親，在國際橡塑城土地承租合同中暗箱操作，違規發放借貸，違規抵押，損害了夏西村村民的利益。據當地人介紹，2012年3月底，“黎某被雙規”。

據南海區某位官員介紹，夏西村這樣的問題，在南海乃至佛山都並非個案。因為在成立農村股份合作制企業之初，董事長多數是由村“行政”一把手兼任，甚至有的監事會、董事會成員普遍由村黨政干部兼任，政企不分，行政干預經濟問題比較突出，對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監督。

“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如果他的思想比較好，他能夠自我約束好，他就是能人，村裡的功臣。如果他對自己約束不好，那他就是這個村的罪人，這種情況在這裡屢見不鮮。”南海區政府的一位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為了對身兼數職的“能人”進行監督，保護村民的權益，從2011年年初開始，南海區啟動了“政經分離”的農村綜合體制改革，並搭建了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台和農村財務網上監控平台。目前，體制改革后的監督效果正在接受時間的檢驗。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遴杰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南海農村實行股份制，實際上是對土地進行“產權集中”，產權集中之后，就必須防止代理人道德風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