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康社會與民富國強

中國自古就有著深厚的“民本”思想，如《尚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更是直率斗膽地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古典文獻第一次把“民富”與“國強”聯為成語，是漢朝歷史學家趙曄，他在《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中說：“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強，眾安道泰。”這裡“民富”在先，“國強”隨后。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治國理念非常清楚：強國必須先富民，隻有國民富裕，才有稅收充足、需求旺盛，進而國力強勝。

中國古代的先哲們清楚地認識到，民富是國強的基礎，民窮則是國弱之先兆。戰國末期哲學家荀況從人文倫理的角度論述了“民富”與“國強”的關系，他在《荀子·富國篇》寫道：“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余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余？”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管仲從國家治理角度論述了“民富”與“國強”的關系，他在《管子》之《治國》篇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新中國自建國以來，在定位國家、集體、個人關系時，順序明確是國家第一，集體第二，個人第三。這不僅是衡量一個個人、一個領導、一個組織是不是優秀的重要標准，也成為全社會的主流精神價值和意識形態，固而有“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的共識。筆者在中學時代就感覺這句話違反了自然規律。從自然規律上來看，河水是從來是不倒淌的。沒有百川，哪來大海？沒有小溪，豈有大河？如果大河的水總是向小河淌，那麼大河的水又從哪裡來？要河水倒淌，除非是修水庫，水壩提高了水位，使得庫水倒淌。直到改革開放幾年后，那種違背自然常識的“河水倒流”理論才逐步撥亂反正：“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無水大河干”。

從實踐上來說，我國實際上長期走的是“國強民富”道路。從理論上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是屬於人民的、是保護人民的、是為人民利益而用的。因此，要想盡一切辦法讓國家強大起來。國家強大了，才能保護國家統一、安全和社會穩定﹔國家強大了，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小康和致富﹔國家強大了，人民面對世界才能體面、腰直、氣壯和瀟洒。因此，長期以來，實際上人民對“國強民富”道路也是接受的。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國家的地位是憑實力特別是經濟實力來說話的。“國強”的堅實物質基礎是GDP總量，因為無論是民富、兵強、國威和人氣，首先無不是建立在國家GDP總量之上的。因此，我國過去幾十年實際上走的是一條GDP至上的道路。與此相適應，在考核和評比國家和各級黨政工作政績時，也一直是GDP至上。GDP至上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資源破壞、環境污染、地方債務危機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為此，人民群眾把GDP戲稱為“雞的屁”。

歷史的進步有時是轟轟烈烈涌來的，有時則是輕聲慢步走來的。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二五”規劃建議》)幾個最大亮點屬於后者。《“十二五”規劃建議》的綱領和宗旨是“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其內容有三個重大變化：一是首次未提及GDP的量化指標﹔二是更加關注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三是在黨的全會上第一次把“民富”提到“國強”前面，提出開創“富民強國”新局面。這都是新中國建國六十多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重大問題，是理論、政策和國家戰略的重大創新。但是，“富民強國”新局面的提出，既沒有唇槍舌劍的爭論，也沒有轟轟烈烈宣揚，就通過幾句、幾段話和《建議》，就平平靜靜地實現了。這說明我國發展和進步日益走向成熟，也表明我國“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走出了鏗鏘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