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的道德哲學如何成功引入政治和社會體系？

羅衛東：我個人現在關注的問題和杜先生關注的仁本體非常相關，即討論蘇格蘭啟蒙運動中亞當·斯密的核心觀點“sympathy”。這個詞很難翻譯，日本學者翻成“同感”，我們翻成“同情”，怎樣翻可以顯示這個詞的張力呢？1995年意大利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鏡像神經元，發現人的惻隱之心是由大腦中的神經元控制的。就像剛才說的孟子所說見孺子掉到井裡，產生惻隱之心，並有一種施救的沖動，這就是一種天性。但是，失敗的教育和扭曲的制度約束有可能阻礙這種美好天性的發揮，甚至泯滅它。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結合也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這種天性的元素及其作用機理。剛才杜先生講“仁”的觀念，非常有意義，結合自己多年來的思考和研究，我傾向於認為，“仁”的觀念具有天性的基礎，值得從多個角度來進行建構。

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非常注意從天性，尤其是“同情心”出發去推演整個社會哲學和道德哲學體系。比如說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就是這樣的一部代表性的作品。他從同情心開始，推導出正義論、良心論、習俗論，最后到德性的品質，聯系社會精英的道德操守和政治關懷，層層遞進。結構和體系貌似散漫，實則非常嚴謹。我個人覺得，中國哲學家們建構以“仁”為本哲學體系，除了向自己的歷史尋求思想資源以外，也需要放眼世界，向包括蘇格蘭啟蒙哲學在內的其他文明的思想傳統尋求資源。

另一方面，關於人類的道德性與市場經濟之間關系的實証研究，最近幾年在國際學術界也已經成為熱點，塞繆爾·鮑爾斯2008年在《Science》上發表有一篇文章，大意是“貨幣激勵如何侵蝕道德情感”，通過對一百多個樣本研究說明價格和貨幣激勵在很大程度上會對人類的道德感造成損害。這也在另一個角度闡述了作為人類天性的道德感如何與外部世界的刺激構成互動。這篇文章的問題和方法都非常有意思，值得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加以借鑒。

在新的一輪道德哲學體系的建構中，中國的思想系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畢竟我們在2500多年前就基本上確立了認識道德的視角。這個視角似乎在西方文明中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作為這個偉大思想傳統的繼承者，今天中國的學者應該有所作為。

儒家的道學政三面相應與亞當·斯密的心性學展開健康對話

杜維明：您說得很好。儒家有三個面相，道、學、政。道就是今天討論的核心價值這樣的基礎理論﹔學是學術研究，它要發展出一套系統的學術體系﹔政則是經世致用，所謂的“政治儒學”。三者之間的線索在哪裡呢？儒家認為人是全面的，是有感情，有社會參與、有政治關懷、有宗教追求、有美感，同時有歷史意識的動物。所以《詩經》探討有感情的人，《禮記》研究作為社會的人，《尚書》解析作為政治的人，《春秋》注重歷史存在，《易經》探究永恆的價值意義和哲學意義，人的各個相面都在討論。

怎樣發展政治學、心性學和人性論之間的關系，這基本上就是亞當·斯密的思路。但這種思路，如果從儒家的立場，包括我的老師牟宗三、唐君毅的考慮，他所講的道德情操和孟子講的“四端”很不相同，核心課題是如何把“四端”之情與喜怒哀樂愛惡懼的七情區分開來。韓國朝鮮時代儒學界的“四端七情”之辯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文本，為我們提供了進一步思考這一哲學上有重要意義課題的參考。

康德講人的道德實踐時就對人的情沒有信心，而且是懷疑，所以要靠一種最嚴格的理性去對抗。嚴格來說，康德沒有類似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學。亞當·斯密講心性之學，但和儒家所講的身心之學、精神磨煉有所不同，但其中有能夠對話的空間。我很喜歡張岱年先生所說的“綜合創新”，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綜合來發展，而且除了各種不同文明對話之外，還要開展科學和宗教的對話，現代和傳統的對話。

我們的研究工作要向前走，不能像西方的學者那樣批評啟蒙、放棄啟蒙，而還是要深刻地學習啟蒙，但我們學的方向又和五四以來那些學者很不同。要有一種批判的理解，可以和他們進行一種健康的對話。

聽眾提問

1，中國儒學的發展現狀和前景如何？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到，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儒學為此能做些什麼？

2，軸心時代的儒家文明作為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一支,它和男權制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3，啟蒙觀念在中國比西方火，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民主法制建設還沒有完成。請問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轉型的當下，能夠發揮什麼作用？

（杜維明和羅衛東對以上提問的回答,及更多信息，請見“文匯網-文匯講堂頻道”http://whjt.whb.cn）

本版根據11月25日第58期文匯講堂現場演講速記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