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最早倡導天人合一

孟子講“萬物皆備於我”，程顥進一步提出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講：“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西方的薩特、海德格爾與此不同，他們認為人是被丟棄到這個世界，因而感到孤獨、痛苦，所以要創造“存在”價值來反對社會的枷鎖，人必須在焦慮中做出選擇才有意義。張載卻說乾是我的父，坤是我的母，我雖然渺小，在裡面卻感到很安全、很自在。人能夠引導天地創造力的發展，我的人性也就在這裡。“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的伴侶，不應隨意摧殘，隨便利用﹔天下殘孤之人，都是我們之中不幸的同胞，需要我們照顧。

不過，儒家的仁不是兼愛，不是慈悲，是有差等的愛，對最親近的人強，對其他人弱，而且要推己及人，是動態的。荀子講人的發展，萬物皆有氣，到植物才有生命，到動物才有知覺，但隻有人才有義，我們通過演化，從氣到生，到知、到義，所以我們是扎根在整個宇宙大化之中。而這種演化，也看到人的99.99%就是動物、植物、微生物，但它有0.01%是人之所以成人的本質特征，也就是四端。而四端中的惻隱之心讓我們與其他人、動物、植物、山河大地都連貫而成一個偉大的有機體。

這套思想，有很深刻的含義，它可成為21世紀人的自我認識必須有的核心價值。面對當今的被嚴重破壞的地球環境，作為一個教徒，我可選擇離開這個世界：選做佛教徒，等待彼岸﹔選做基督徒，等待天國。但是儒家思想中，做人就不應離開人世間，而必須對自己、社會、環境理解並負責。

“仁”在2018年

因為要在全球文化視野下看儒家的核心價值，所以2018年的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我期待能在北京召開。

2013年在雅典召開的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將首次承認中文是官方的合法語言，儒家哲學、道家哲學、佛教哲學都會成為討論議題。所以我希望到2018年時，以仁為核心的儒家人文傳統能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共識，同時來自世界各國的哲學家一起探討：人類如何共同面對當前生存困境？如何實現人與社會的健康互動？如何成全個人身心的整合，具有開放的心態和多元的胸懷？如何實現人類和自然之間的持久和諧，乃至人心和天道的相輔相成？希望注重公平、同情、責任、禮讓和社會和諧的儒家傳統能為世界提供一些可以與自由、民主、理性、權利、法治、個人尊嚴的歐美文化進行互動的深層對話。

嘉賓對話

羅衛東：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的集中體現，是在其設計有效社會制度的能力上。從歷史來看，缺乏發達哲學體系的的民族，很難有創新性的作為。指向未來的中國社會制度的設計圖樣依賴於活躍和成熟的哲學論辯，尤其是關於人性的哲學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杜先生以“仁”，來作為核心范疇構建儒家價值體系的嘗試是非常有意義的。

最近中國哲學界的聲音比較響亮，中國的哲學家們試圖在全球思想體系中確定自己的位置。李澤厚先生最近出版了《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他多年的努力是想建構“情本體”的哲學思想體系﹔而杜先生所主張的是“仁本體”的儒家哲學體系。這兩者之間關系如何，值得深入討論。

先秦儒家哲學曾成功影響了法國伏爾泰等西方啟蒙思想家

羅衛東：今天杜先生的演講是他多年來理論探索和實踐的總結性陳詞。他所談到的價值哲學基本思路讓我聯想到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道德哲學。我有一種強烈的直覺，就是先秦儒家哲學和蘇格蘭啟蒙哲學之間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問題關聯。杜先生怎麼看它和中國先秦思想家的關聯？

杜維明：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被譽為“市場經濟學之父”，但他的自我認同是道德哲學家。

最近，北大高研院協同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准備做一個大型的研究——以儒家精神為基礎對現代西方的啟蒙心態做出的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認識。這種交流對話在啟蒙時代的西方已經有了，假如沒有利瑪竇當年把儒家的重要經典翻譯成拉丁文，再通過拉丁文翻成法文、德文在西方各國流傳，我想，西方的啟蒙思潮絕不是現在歷史記載所呈現的狀態。啟蒙運動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伏爾泰，他對基督教神學做了批評，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如魁納和狄德羅，都認同儒家思想，伏爾泰本人還寫了小說《趙氏孤兒》。

亞當·斯密所寫的《道德情操論》，其中的細致和全面在中國學術界至今無人能超越。但有趣的是，在西方哲學家中，康德卻對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不太滿意，從而發展出他自己的最有影響力的大哲學體系﹔但值得一提的是，尼採曾說康德是“從哥尼斯堡走來的偉大中國人”。我們正在美國做一項工作，研究當代最杰出的西方哲學家對啟蒙傳統的態度。當前不少西方有名的思想家都在反思啟蒙思潮，不管從生態環保主義、女性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宗教多樣性，還是現在的社群倫理。隻有中國的學術界將西方啟蒙心態作為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中國學者對科學、民主的絕對信賴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