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應將構建人口均衡性社會作為進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目標

在完成歷史性的生育率轉變進入低生育社會之后，在面臨人口即將零增長轉向負增長的關鍵時期，審視我國的生育政策對人口發展的未來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經濟社會效應，這是一種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人口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難以逆轉的長期影響。特別是在生育政策調整重大問題上，我們必須保持理論上清醒，態度上明確，一旦貽誤良機，會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損失。在探討中國的生育政策調整之前，有必要用全球視野和歷史眼光審視世界上一些低生育水平國家人口控制的理論和經驗教訓。

（一）西方人口控制理論的轉變與低生育率陷阱

西方人口控制理論經歷了一次富有歷史意義的轉折。眾所周知，傳統“控制論”是基於人口增長會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人口增長的后果必然是消極的這樣一個理論前提。而奠定其理論基礎並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人口學主流思想的是寇爾—胡佛模型。這一模型系統見諸於1958年由寇爾和胡佛（Coale.A.J and E.M.Hoove)發表的《低收入國家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一書，該模型認為，“高生育率將通過增大國民收入中消費部分的比重，減少投資部分的比重而引起“資本—勞動力比例”的下降，從而降低人均收入的增長率和增長幅度。長期以來，這個模型一直是人們主張控制人口增長的理論基礎。直到198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責成全國科研理事會人口委員會中9名著名學者對於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出評估。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於1986年發表了題為《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報告從資源、污染、就業等方面入手，証明生育率高低並不直接影響人均收入的變化，含蓄、間接地對原有經典模型提出了挑戰。在人均概念上，我們既要看到人口是分母，同時也要看到分子中有人口作為勞動力和消費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報告一再流露“人口是中性現象”(即無所謂好或壞)的思想，但它仍然認為計劃生育是必要的，盡管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步由資源驅動向投資驅動再向創新驅動過渡，但人類對環境資源的依賴始終存在，過高的生育率是不足取的。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后，歐洲國家生育率持續下降，一些國家生育率降到並持續保持極低的水平，這種現象也引起了西方人口學界乃至大眾的廣泛關注，很多學者對歐洲持續的低生育率現象及其原因進行了探討，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之一是魯茨（W.Lutz)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魯茨等人的觀點，一國總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會產生一種“低生育率自我強化機制”，於是，生育率就如同掉進了“陷阱”，很難再回升到1.5以上。其理論思路為“生育率低(假定陷入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生育數量少——潛在母親少——下一代生育數量也少——生育率進一步降低(即所謂的‘自我強化’)———難以擺脫陷阱”。為什麼下一代生育數量也少，魯茨等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角度給予了解釋，一是由於社會化和社會學習的作用，父代實際生育水平或子代兄弟姐妹的數量會影響子代的理想家庭規模，子代理想家庭規模又會影響子代的實際生育水平，如此往復。二是如果夫婦預期收入能力相對於他們渴望的水平而言更高，他們對前景更樂觀，會對結婚生育感到更輕鬆﹔反之，她們會怯於結婚生育。無論魯茨等人的理論是否正確，一個事實是除了瑞典和法國，還沒有哪個進入低生育水平陷阱的國家成功將生育率重新提高到1.5以上，更不用說維持人類世代更替水平。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世界人口變化最主要的兩大趨勢。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全球187個國家和地區中，隻有16個沒有表現出明顯的人口轉變的跡象，保持高生育率的國家變成地理上的孤島，且對世界人口的影響力減弱,生活在這些國家中的人口隻佔全球人口的3%，而且聯合國預測這些國家不久也會開始人口轉變。目前，世界上低於更替水平的國家和地區有75個，越來越多的低生育率國家的政府對本國生育水平表示不滿。

放眼世界，與中國不同的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或地區，他們更懼怕的不是人口多而是人口少。人口少、人口減少或生育水平低也會面臨很多嚴重的問題。比如人口規模不大導致國際地位不高﹔老齡化程度嚴重導致社會保障壓力巨大;消費需求低下影響經濟增長﹔勞動力成本高使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等等。歐洲的生育率低下和人口老齡化已經導致歐洲國家出現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原有的高福利制度由於人口的快速老化也難以為繼，而不得不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