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數學家華羅庚、陳景潤、楊樂、張廣厚。

2002年8月，英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來到北京，楊樂作為中方代表主持接待霍金。

楊樂（右）與張廣厚在研究函數理論。

楊樂 著名基礎數學家。江蘇南通人，1939年11月10日生，中國科學院院士。1956年起就讀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62年畢業后考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做研究生，1966年畢業留所工作。先后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1998年至2002年任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院長。並曾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國數學會常務理事、秘書長、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與數學評議組召集人與成員﹔中國科學院主席團委員，全國科技獎勵委員會委員，《數學學報》主編，《中國科學》A輯主編等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楊樂在復分析，特別是整函數與亞純函數的值分布理論方面有系統的、深入的研究，其成果獲得了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評價和廣泛引用。由於研究成果突出，曾先后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科技進步獎、華羅庚數學獎、陳嘉庚數理科學獎、何梁何利獎與國家圖書獎等多項重大獎項。1979年以來，楊樂先后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普渡大學，瑞典皇家科學院，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哈佛大學、聖母大學作訪問教授，應邀到美國、英國、蘇聯、德國、日本、瑞典和芬蘭等國50多所大學和研究所作學術演講，在20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作主要報告或邀請報告。1996年6月，楊樂與世界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獲得者丘成桐教授一起，共同創建了中國科學院晨興數學中心。十余年來中心組織的研究項目與學術活動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來到中國科學院，迄今近半個世紀，我已年逾古稀，可以說與中國科學院結了一輩子的緣分。幾十年來，風風雨雨，中國科學院在曲折中前進，個人也逐步成長。

“中科”的秘密

我上小學比較早，學習成績尚好，然而年齡幼小，渾渾沌沌，完全不知道用功。復雜的算術應用題，老師講解時似乎明白一些道理，但是自己分析時卻說不大清楚。

1951年秋天，我快12周歲，在江蘇省南通中學上初二，新添了代數與平面幾何兩門課程。在代數課裡，用英文字母可以表示數，數字與英文字母構成了代數式，並且可以進行加、減、乘、除的運算，我感到十分新鮮。再學了一段時間以后，發現在算術裡很復雜的應用題，現在隻要設未知數便可以列成代數方程，比較簡單和規范地解決問題。平面幾何課上，則教我們極其嚴謹的邏輯推理，從假設的條件經過邏輯推導，得到要証明的結論。同時，幾何課上也出現了有趣的幾何圖形。

代數與平面幾何這兩門課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上課聽講很專心，當堂便較好地掌握了學習的內容。老師布置的作業在課間休息時即已做完，因此課后留下了大量時間，自己找了許多課外書籍閱讀，也做了大量習題，對數學逐漸形成了濃厚的興趣。

還在初中三年級時，自己就有了朦朧的想法：以后進大學讀數學系，並且一輩子從事數學工作。高一時，發了新的教科書，我包上書皮，並在上面寫了“中科”的字樣。當時，我已經聽說了中國科學院是我國最高的學術機構，其中的數學研究所就是專門從事數學研究的。我在書的封皮上寫下“中科”兩個字，其含意是今后要進入中國科學院專門從事數學研究。這成為了隱藏在我這個14歲少年心中的秘密。

伴隨著心中的秘密，我在高中階段對數學的興趣更趨濃烈，課余的時間幾乎全部用於閱讀課外書籍，其中絕大部分是數學書籍，做了大量的數學習題。1956年夏天，我結束了中學學習階段，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離“中科”的夢想前進了一步。

老馬識途

1960年，中蘇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撤走了在中國幫助工作的全部專家。中國決定北大與清華兩所大學的理工科專業的學制由原來的五年改成六年，以培養自己的高層次專門人才。我與班上同學由原來的1961年推遲到1962年畢業。

新中國成立以后，曾經在五十年代中期開始試行研究生制度。剛試行了兩屆，就遇到對知識分子沖擊極大的反右派斗爭以及大躍進與教育革命運動，各大學與研究機構不僅沒有再招收新的研究生，原來的研究生也終止了培養計劃。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國家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后，才又重新開始研究生的招收與培養工作。我們1962年畢業時，正好趕上各大學與研究機構六十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經過嚴格的考試，我與張廣厚成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導師是熊慶來教授。

1962年9月份，我們到數學所開始研究生學習，當時中國科學院剛剛給熊慶來教授舉行了慶祝七十歲生日的儀式。熊先生對我和張廣厚說：我已年逾古稀，難以對你們有具體幫助，但是老馬識途。若干年以后，回顧我們成長的歷程，深切地感到熊先生的話是很正確與實在的。事實上，函數值分布論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十九與二十世紀許多大數學家均曾致力其研究工作，優秀成果、重要論文、專著難以計數。熊先生首先讓我們研讀值分布現代理論奠基人奈望利納的論著“畢卡——波萊耳定理及其推廣”，該書雖然隻有一百多頁篇幅，卻提綱挈領，使我們很好地掌握了值分布現代理論的核心內容，迅速走向了研究的前沿。然后，熊先生又要我們認真研讀法國著名數學家伐利隆的論著“亞純函數的波萊耳方向”，這是由伐利隆開創的函數值分布論中一個十分深入與艱難的研究領域。熊先生為我們的研究指明了很好的方向與途徑。

我們在討論班上十分認真地報告熊先生指定的這兩本論著。同時閱讀一些相關的論文，其中有的論文曾獲得優秀成果，有的提供了重要方法或發揮了重大作用，還有新近發表的國內外本領域的論文。分析這些學者的主要思想，思考他們的研究未能解決或者引出的重要問題，並開始了我們自己的研究工作。

研究生階段，我們就在函數模分布論、輻角分布論與正規族理論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在正規族裡，我們1964年下半年所獲得的一項研究成果，已經解答了國際上函數論權威學者海曼教授在同一時期提出的一個研究問題。由后來的信息得知，1964年9月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函數論會議上，海曼收集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問題。當時我國處於十分封閉的狀態，我們並不知道在倫敦舉行的會議，更不知道會議上的報告內容與提出的問題，然而我們那時的工作卻能圓滿地解決國際上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發表的論文為當時及以后幾十年裡一些著名的函數論專家不斷引用。

那時，研究生人數很少，分別隸屬於有關的研究室，與年輕的工作人員沒有多少區別。偶爾有全院（中國科學院京區）活動，大家對院領導張勁夫、杜潤生的報告很感興趣，因為報告內容十分精彩，分析問題非常透徹。研究生也有少量自己的活動，例如全院研究生上一門公共的哲學課，請了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來作專題講座。艾思奇、馮定、彭桓武等學者都來做過演講。研究生還曾組織起來去參加體力勞動，1965年初我們曾去京西的木城澗煤礦參加勞動。1965年下半年，我們還和數學所的許多研究人員去安徽六安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關肇直、吳文俊等教授和大家一樣，在農村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並且被要求改造思想，提高覺悟。

1966年初夏，正當我們研究生四年的學習與研究階段結束，打印了畢業論文准備答辯時，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