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

從1966年至1976年，我國的科研工作與高等教育遭到徹底的破壞，大學與研究機構都是如此。中國科學院在后期比較幸運一些，獲得了周總理的指示和愛護。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后，次年一些國內外專家提出加強基礎研究的呼吁，周總理對此作了相應的指示。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告別了連、排、班的編制，恢復了研究室的建制﹔不再強求科研人員參加“文化大革命”，可以從事研究工作。

盡管如此，當時真正從事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員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因為早在“文革”初期，這樣的科研工作已被批得體無完膚，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是一條反動的黑線。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由“四人幫”掌控的報刊、廣播、電視等輿論工具，依然是如此的論調。這就難怪大家裹足不前，深怕成為革命的對象。隻有個別學者像陳景潤、張廣厚和我對以往的研究有著強烈興趣，同時不識時務，不知進退的，才在認真從事研究工作。在大多數人的眼裡，這幾個人只是傻子而已。大部分人有些時間，寧可去裝配收音機，打制家具，也覺得比做研究工作有用得多，不會帶來什麼風險。

在我們被迫與科技書刊、文獻隔絕期間，國際上相應的研究工作卻在迅速發展。美國、英國、蘇聯、德國等，原有的資深專家與一批青年學者的優秀成果競相涌現。當時，張廣厚患視網膜炎，不能多看書刊，由我認真閱讀這些論文，然后進行報告，聽眾僅他一人，所以報告與討論在我們兩人間進行得非常充分和透徹。我們很好地掌握了歐美新發展的研究工作的思想與方法，再結合在研究生階段曾認真學習的法國學派的經典理論，下了一番功夫進行分析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難，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以往由法國著名數學家伐利隆與英國專家卡爾特萊梯獲得的重要定理，我們將其適用范圍擴大了很多，撰寫與發表了一篇優秀的學術論文。

由於獲得了優秀的成果，這個課題的研究似乎可以告一段落，然而我們依然堅持不懈地在這方面下功夫，深入分析，反復揣摩，終於發現我們的方法還可以獲得更加突出的嶄新結果。該結果在函數值分布論的兩大領域：模分布論與輻角分布論的基本對象間建立了直接與簡單明了的聯系，從而為國際上同行專家十分關注與高度評價。

1974年秋天，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著名函數論專家奧福特教授訪華時認為該結果是“驚人”的，返英后，在倫敦地區的函數論討論班上進行介紹。1976年春天，包含九位著名專家的美國純粹與應用數學代表團訪華，國內做了精心准備，向代表團作了六十余個學術演講，在該代表團后來發表的專著與論文中十分突出地將我們的研究與陳景潤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評為“國際一流”的，並說我們的研究成果“既深刻又新穎”，是“十分杰出”的。幾十年間，我們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為百科全書、專著、論文廣泛引用。

十年浩劫是我國歷史上不堪回首的特殊時期，陳景潤與我們的成果僅在中國科學院裡產生看來並非出於偶然。

撥亂反正

1975年，胡耀邦、李昌等受中央委派，到中國科學院擔任領導工作。當時，他們深入基層，認真調查研究，了解科研戰線真實情況，摸清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辦法。在大量工作的基礎上，他們撰寫了“匯報提綱”，成為科技界撥亂反正的重要文獻。然而，“四人幫”竊據著重要地位，把握著輿論陣地，他們喪心病狂地對“撥亂反正”的舉措進行阻撓與抵制，以反擊右傾翻案風為名，對胡耀邦、李昌大肆批判，對科研工作大加鞭撻。

“四人幫”被粉碎后不久，中央委派方毅來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方毅召開座談會，肯定科研人員從事研究工作的積極性，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對十年浩劫期間破壞知識分子政策的種種謬論與錯誤做法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與批判。

許多老一輩的專家、學者，在十年浩劫中受到沖擊與迫害，有些甚至悲慘地去世，如著名科學家趙九章、熊慶來等，中國科學院為他們平反昭雪，肯定了他們的愛國情懷與歷史功績，贊揚了他們以往在研究工作與培養人才上的貢獻與作用。

為了調動廣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中國科學院獲得中央批准，率先恢復了學術職稱，並對一些作出優秀科研成果的學者晉升其學術職稱。例如，1977年10月陳景潤由助理研究員越級晉升為研究員，我與張廣厚由研究實習員越級晉升為副研究員。1979年1月，我們兩人又進一步晉升為研究員。國家為了讓我們安心從事研究工作，還按月發放科研津貼。

1978年，中國科學院恢復了研究生的招考與培養。當時，數學所准備招收30名研究生，結果報考的人員超過了1500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設立學位制度，中國科學院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國家學位委員會第一屆數學學科評議組裡，中國科學院的成員約佔了一半。

國內外的學術交流開始恢復與不斷發展。1978年4月，我與張廣厚應邀赴瑞士蘇黎世參加國際分析會議，並順訪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等校，成為十年浩劫后學者個人出訪的首例。這次出訪就是由中國科學院大力支持的，並獲得了圓滿成功。

1980年，中國科學院的各學部恢復了活動，增選了一批新的學部委員。次年5月，召開了學部大會，會上我們許多學部委員簽名，倡議成立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支持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1982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盧嘉錫院長兼任主任，我忝列為委員，參加工作。1987年，該委員會獨立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后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主要支持機構。

改革開放與知識創新工程

中國科學院從成立開始，努力貫徹“出成果，出人才”的方針，以我國各門學科與高新技術的國家隊為奮斗目標，在我國科技發展與高層次人才培養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貢獻。然而，在早期的三十年間，封閉、孤立、缺乏朝氣、論資排輩等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1978年，我與張廣厚應邀赴瑞士與英國參加學術會議與訪問。1979年我們又應邀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與普渡大學訪問了一學年，期間，我還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密西根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等十所院校作學術演講，參觀交流，有很深的感受。

每所大學的數學系都是由教授，尤其是作為學術帶頭人的大牌教授，發揮主要作用。行政人員極少，一般作為秘書使用。一些名牌大學，都有相當數量的訪問人員，來自世界各地。學術與研究氣氛非常濃郁，學術交流十分活躍，討論班與演講從周一到周五，幾乎每天不斷。名校對本科生與研究生的教育十分重視，開設較多的課程，打下較為廣博的基礎。研究生期間，受到從事研究工作的完整訓練。剛獲得博士學位，不能留在原校任教，必須在研究工作中有出色表現，才能受聘永久崗位。即使是終身教授，很多也不斷流動。

1980年，訪美回京，我們向錢三強副院長匯報了美國大學的一些值得借鑒的地方。錢副院長深表贊許，並擬安排全院會議進行報告。以后，我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訪問一學年、哈佛大學訪問一學期，並到許多大學作學術演講，再次感受到美國學術機構的這些特點。現在，這些情況雖然為我國科技界普遍了解，對比國內科研院所與大學，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1985年，王元與我在主持數學所的工作時，提出將數學所辦成開放型研究所，即在研究工作、學術交流、培養人才等方面實施開放、流動的方針，借鑒國外成功的做法，克服我們的一些弊病。周光召對此大力支持，並要求理論物理所也和數學所一樣，成為開放型研究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數學所在開放型辦所的試驗中，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然而，當時我國迅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對科學研究的投入嚴重不足。以數學所為例，經費僅能用來維持員工很低的薪酬和圖書館專業書刊的訂閱，幾乎再無剩余。當時社會上私營公司與企業已大量出現，待遇優厚。即便是出租車司機的收入，也遠高於研究員與優秀博士，長此以往勢難穩定與吸引青年才俊從事基礎研究。所裡亦無經費支持研究工作與國內外學術交流。

1998年，以路甬祥為首的中國科學院領導提出了實施知識創新工程的計劃，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中國科學院首先要求數學所、應用數學所、系統科學所和計算數學所整合改革，建成了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在整合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凝練了研究方向，使其更為集中與符合學術發展的潮流。四個研究所完全成了學術單元，將組織管理工作放到研究院的層面上。一批創新力強、年輕優秀的研究人員獲得重點支持，研究生教育得以加強。行政處室作了大幅度的減少，二線人員精干化了。實行基本工資、崗位津貼與績效津貼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較大地提高了科研人員與研究生的待遇。園區建設改變了環境的面貌，學術與創新文化的氣氛大大增強。總之，知識創新工程使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青年人才的培養與學術交流有了很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