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平衡重构  

[摘 要]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基本依据。我国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有其历史、现实、政策和市场的多重原因，东部沿海地区的全面竞争发展新优势则是主要因素。重构和实现区域平衡关系重大、势在必行，但绝非易事。必须用政府之力扭转市场之手，实现我国生产力在空间布局上发生有利于平衡的历史性根本改变。为此，区域政策必须调整和重新设计。

社会主要矛盾命题的提出，具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传统。它是立足于人民主体的唯物史观，基于人民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主要问题的总体性判断，是发展和改造社会的基本依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变、理想追求和使命担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标志着我国即将迈入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意义重大而深远。作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重要和集中体现的区域关系，正在上升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甚至主要方面，必须重点关注和解决。调整区域关系，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重构区域平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历史性抉择。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依据

新时代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根据新情况，用新视角、新观念和新要求，对我国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得出新的看法和结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是这样的逻辑结果。支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和存在的依据众多，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差距是两大基本依据，区域发展不平衡则至关重要。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

从区域视角观察，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一种区域性现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一矛盾发生和存在的基本甚至主要依据。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在经济总量、人均产出和收入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发展差距和梯度下降，东部与西部之间差距大，东北和中部发展不充分。一是经济总量。2015年，全国GDP是68.55万亿元，东部六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是29.69万亿元，占全国43.3%，几乎接近全国一半；其中东部四省是24.88万亿元，占全国36.3%，人口占全国的24.88%。同期的西南、西北10省市区GDP是11.02万亿元，占全国的16.07%，人口占全国的21.7%。西南五省市区GDP少于广东，与浙江持平；西北五省区远低于浙江，几乎只有广东一半。二是人均产出。2015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是4.999万元，其中省市区最高的天津是10.797万元，省区最高的江苏是8.799万元，最低的省区甘肃是2.616万元，江苏是甘肃的3.36倍。东部四省人均生产总值是7.275万元，西北五省区是3.97万元，最低的西南五省市区是3.59万元，东部四省是西南五省市区的2.03倍。[1]

同时，工业企业分布、金融资源分布、税收来源也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和差异性特征。轻工业、加工业和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他地区总体出现了工业的结构性塌陷和收缩，有的甚至出现去工业化趋势。

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也主要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我国著名高校主要分布在东部及中部、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很少，不少省区处于空白状态。全国排位靠前的著名医院，基本都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多数省区榜上无名。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除个别省区，在全国最为落后，与东部差距巨大。人民的需求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特点。东部地区人民需要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西部相当部分的农村居民，还处在小康与贫困的边缘，对物质生活和基本生存保障的需求，远远大于其他需求。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从民族视角观察，改变西部的贫困和落后面貌具有民族平等和团结进步的特殊意义。

（二）收入分配差距和增长抑制的存在

从收入视角观察，收入分配差距大、劳动工资收入增长受到抑制，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甚至主要表现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开始迅速全面扩大。最重要的标志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长期高居0.45以上而不下，高于西方发达国家0.1~0.2，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在3倍左右徘徊（2015年是2.95倍），城镇居民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高达5倍左右，而且财产和财富积累的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差距。[2]

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长期抑制。2015年全国劳动者报酬为34.6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0.497%，甚至有一个时期处于下降趋势。以居民消费为主的最终消费支出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6.9个百分点，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达59.9%，为4.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支出占73.4%，政府消费支出占26.6%。[3]这种状况严重抑制了国内市场需求，对经济长期发展不利。

（三）区域不平衡对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

从区域不平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来看，区域发展不平衡对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甚至根本性作用。东富西穷、南富北穷是中国目前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地域性特征。中西部人到东部和沿海，多数是依靠劳动力打工，沿海人到内地相当部分是投资经商。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2.197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79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72万元。人均最高的省市区上海4.987万元，最高的省区浙江3.554万元，最低的西藏1.225万元，浙江是西藏的2.9倍。按区域分，东部四省2.891万元，东北地区2.101万元，中部地区1.844万元，西北五省区1.617万元，最低的西南五省市区1.570万元，呈现明显的区域梯度分布，东部四省是西南五省市区的1.84倍。东部和西部城镇居民收入相差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差5000元，东部农村是西部农村的1.57倍。[4]全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和深度贫困地区，也主要聚集在西部。生存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生产方式落后低下，与东部、中部、东北广大农村和平原地区相比，差异非常明显。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大。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低收入水平，拉高了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衡的程度，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总之，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以区域为单位发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对其他方面的差别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存在的基本和主要根据。实现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是新时代的内在要求，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把实现区域平衡协调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