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般转移支付与边疆省（区）公共服务供给【2】

三、数据、模型与统计

（一）数据来源与估计模型

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等。被解释变量是公共服务支出规模，解释变量是中央一般转移支付，控制变量有地区财政赤字、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人口密度。对数据全部取对数，并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存在单位根。现实经验表明，边疆地区的省（区）情不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有较大差异。统计检验也证实，模型存在个体固定效应，故主要采取稳健标准误条件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采用LSDV估计模型个体异质性。

依循理论假设，在模型1中只纳入“中央一般转移支付”，在模型2中增加“地区财政赤字”和“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在模型3中增加“人口密度”，在模型4检验是否存在地区固定效应。而地区发展和民生指数（DLI）是国家统计学会编制的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综合性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发展质量、收入分配、生活质量、劳动就业、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公众评价等维度，能减少模型内生性偏差。

（二）统计分析

模型1显示（表1），中央一般转移支付每增加1%，边疆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提升0.056%（p＜0.01）。但是在模型2中控制地区财政收支水平和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后，中央一般转移支付促进边疆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效果减弱了53.19%，政策作用下降到0.0264%（p＜0.01），说明边疆财政收支盈余水平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可以有效促进本地公共服务供给，二者几乎导致原中央一般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降低一半以上。具言之，边疆省区财政赤字每减少1%，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将显著增加0.39%（p＜0.01）；边疆地区发展和民生指数每增加1%，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将显著增加0.62%（p＜0.01）。在模型3中纳入“人口密度”后，发现中央一般转移支付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p＞0.05），其政策作用被进一步削弱，中央一般转移支付促进公共服务的政策系数降低到0.0126%。统计显示，边疆省区人口密度能有效影响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规模，人口密度每增加1%，边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2.6%（p＜0.1），人口密度是影响边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最大的内部因素。说明人口密度区作为反映公众需求和公共服务边际消费成本的指标，在需求侧方面有加速提升本地公共服务供给规模的政策作用，不仅导致中央一般转移支付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效果不显著，而且导致转移支付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作用下降了约52%的水平。模型4显示，以内蒙古为参照，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广西、甘肃等6省（区）情与本地公共服务供给规模负相关（p＜0.1），西藏和新疆区域性特征与本地公共服务供给正相关（p＜0.1），说明西藏和新疆是特殊地域和特殊人群的交汇地，自身的区域性因素和民族宗教因素影响着本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数据揭示，边疆公共服务供给规模的增长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中央一般转移支付，二是地区财政收支结构，三是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四是人口密度，五是边疆省区的特殊省（区）情，即区域性因素。假设H1到H5均得到不同假设条件的检验。

从组内模型拟合优度看，模型4到模型1的估计量对组内模型的拟合优度依次降低，其中模型4的中央一般转移支付、地区财政赤字、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人口密度和边疆特殊的省（区）情有效解释了边疆公共服务供给规模约44%的变异量。从复合扰动项的方差信息看，模型3的政策效应最为可靠。在最后一个模型中，虽然边疆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变异量的56%来自其他因素，但是这种政策影响幅度主要受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的变动的影响，即来源9个边疆各自特殊省（区）情的变化。数据揭示，边疆区域性因素和民族宗教因素对边疆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有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因无法用单一指标或可观察的变量进行测量，导致中央一般转移支付、地区财政收支结构、地区发展和民生水平和人口密度仅解释了边疆公共服务规模33%的变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