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与中国道路的支柱性理论

从中国道路支柱性理论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可取的视角。在此视域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可以概括为“6+ 1”模式。“6”指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道路的六大支柱性理论的坚持和发展；“1”指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着眼于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国家治理论，为中国道路增添了又一支柱性理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国道路的六大支柱性理论的坚持和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出一条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中国道路的有六个支柱性理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和发展了这六大支柱性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党的领导论。

习近平国家治理论为中国道路增添了又一支柱性理论。习近平为中国道路在未来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另一支柱性理论：国家治理论。国家治理要解决的问题，可以从三种机制出发加以理解。一是动力机制。国家治理要解决“相对发展起来”阶段的发展动力问题，培育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平衡机制。国家治理要建构平衡机制，平衡、协调一系列关系：协调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协调好不同利益诉求，化解冲突与矛盾，以维护社会和谐；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安全。三是导引机制。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制度执行力和精神凝聚力两个层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构导引机制。当前国家治理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多样化的价值挑战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价值，价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到社会的凝聚与整合。因此，国家治理需要运用有效的价值导引机制，在多样价值中寻求价值共识；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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