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发掘和释放经济新动能【2】

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进行创新，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改革目标的正确路径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发生积极变化，这与供给侧改革持续发力，有效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分不开。这种良好势头需要保持并扩大，让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持续释放，必须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进行创新。

就深化改革来说，张军扩认为要着力处理好四方面关系。一是在改革的内容上，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既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要大力推进能够充分释放需求潜力的改革，这两方面改革都是释放中高速增长潜力所必须的。

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都不是能够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的，而是一个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应当放在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则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现阶段强调顶层设计是必要的，同时也要鼓励基层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否则可能使一些改革陷于争论而裹足不前。同时，要容忍改革者犯错误，容忍改革失败，为地方基层大胆试验创造良好环境。

四是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处理好激励和约束的关系。过去30多年来，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但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就着力进行创新来说，李伟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壮大、做优、提升实体经济，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方位创新，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他说，推动创新，关键是要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第一，要建立规范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企业创新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一要建立有力的市场监管制度。二要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三要打破不合理的垄断格局。

第二，要改革创新体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赢得产业核心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突破制约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的瓶颈，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第三，完善财税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各级政府把促进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第四，建立鼓励创造性劳动的制度，使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

李伟表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者共同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培育增长新动力，既需要从供给侧发力，也要在需求侧为实体经济成长创造市场机会。当前，为实体经济发展开辟市场需求，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发力。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增大国内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二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增强中西部地区对国内产品的吸纳能力。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步伐，不仅会为资本产品、也会为消费产品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三要积极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育和成长创造市场机会的途径和方法。面对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强大优势，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为这类产业培育市场需求、拓宽发展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持续六年多时间，现在正处在筑底过程中。如何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打开经济增长的新空间，这是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面临的重大课题。

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有效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推动经济运行发生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经济企稳短期内还难以摆脱对投资的依赖。从需求层面看，投资依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从过去几年来看，投资效率在逐步下降。继续依靠投资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在逐步收窄。如何摆脱这种局面，最关键的就要提高投资效率，创新是提高投资效率的根本途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是以存量调整为主，即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把存量沉淀的生产要素解放出来；从中长期来看，则要注重培育新的增量，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水平，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创新。

从国际经验看，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摆脱困境，虽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帮助美国经济走出“滞胀”泥潭的还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信息技术产品的摩尔定律，推动技术突飞猛进和广泛的产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失业与通货膨胀相互替代的菲利普斯曲线，推动增长率和生产率双增、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降。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尽管科技革命还没有形成，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但是新技术正在加快孕育。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目前，创新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五个领域最为活跃。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引发新一波创新浪潮，带来深刻技术变革，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带来生产率的极大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亦对信息技术变革带来影响十分重视。他说，信息经济、信息产业所带动的核心产业、关联产业和所形成的行业生态环境、周边及上下游辐射效应，共同促使整个信息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能。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占GDP比重首次超过GDP的1/4。2015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8万亿元。信息经济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强大保证。

怀进鹏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力量是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从存储、感知、计算、相互融合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将会对整个生产、生活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数字化信息技术本身也进一步和制造业、生物技术、能源、材料技术结合，诞生了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车联网等新材料、新技术。信息技术仍然处于发展的爆发期，是引领变革的主导力量，也是需求导向的动力，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要突出和加强的方面。

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发展，要防止认识上的三大误区：一是把供给和需求对立或者割裂开来；二是把供给侧改革和西方的供求学派混为一谈；三是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扩大供给或者淘汰过剩供给，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短期来讲，可能是“三去一降一补”，长期来讲最重要的是创新驱动和全面深化改革。

辜胜阻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主要依靠发挥三大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包括市场主体（企业家）、创新主体（科研创新人才）和改革的主体（官员）。这三大主体是三个“关键的少数”，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性，供给侧改革落地就很难。要改变企业家因为成本太高不能为、科技人员缺激励不想为和干部不作为、不会为的局面。

同时，要用好“三大引擎”，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的转变。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版的供给经济学或供给侧改革的伟大实践。三是“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优化经济结构。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退，要在短期内尽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二是供给侧改革需要培育新动力，为此要尽快构建体制机制的新引擎。三是新动力的形成需要改革做引擎，而改革引擎的形成则需要解放思想为依托。若无法形成共识，改革进程便会搁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一样，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来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他同时强调，供给侧改革需要调动社会市场主体积极性，政府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改革核心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继续减少、取消一批行政审批权事项，降低企业制度交易成本。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宽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减少买方或卖方垄断，减少买者和卖者的成本。三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为社会减税、减费，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使社会积极性最大化。四是提高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穷人救助力度，为中低收入人群消除后顾之忧，为扩大社会消费注入新动力。五是重构科技创新新体制，为万众创新、产业升级再建新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从中国游客到日本抢购马桶盖事例说起，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世界工业化走到了一个关头，中国工业化也走到一个关头。30多年来，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制造在面上的优势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但在点上不足，大部分产业没有占领世界技术的制高点。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国家，我们还有很多往上走的空间，这关乎经济能否保持高增长。他说，下一轮高速增长，需要靠创新来推动，而这个创新，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在点上攀登产业技术高峰，在面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这依赖于重大的技术变革。而这个高增长，对于一个成熟经济体来说，平均2%的增长率就是一个理想状态。他特别强调，破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困局时，产业文化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最关键要素，相比资源、技术要素来说，学不来、买不来，也很难培育，必须高度重视。

在科技日报社常务副社长房汉廷看来，被忽略的、足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浪潮已经来临。当信息处理、信息传输和信息采集技术三浪合流之后，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创造性毁灭：信息不对称不再存在，传统金融业、贸易会被精准匹配的新业态取代；企业与公司这种经济组织模式将被事件或项目取代，人与人的长板合作模式得以普遍实现；物联网产生的客观信用体系将极大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使市场计划可以充分实现，其爆发性成长正在显现。如果中国能在物联网这一浪潮中取得先机，就可以充分享受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浪潮的丰硕成果，自然也可以引领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只不过新的高速增长，再不是要素驱动的增长，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驱动增长。

财政部研究室巡视员汪义达指出，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相互关联的，也是互动推进的。其核心是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积极有序地推动。他就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放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效益和效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要强化政策落实、落地的效果。

第二，促进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和配置优化升级。一是要加快推进要素价格体制改革。二是提升人力资本，协同保护好企业和劳动者这一利益共同体，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利用效率。

第三，鼓励创新驱动发展。要以企业为主体，将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抓好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实，实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度融合，真正营造出市场主体愿意创新、能够创新、实现创新的良好生态系统，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活力。

国务院国资委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彭建国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靠创新，涉及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他认为，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创新的观念有三点，一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二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三是“没有永恒，只有万变”。创新的思维有三个，一是“白日做梦”的非常规思维；二是“想入非非”的发展性思维；三是“一步登天”的跳跃思维。同时，还要在社会形成创新氛围，尊重人才，承认知识的价格；尊重个性，承认特色的价值；尊重探险，承认失败的价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以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当前备受关注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改革本身。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任务和要实现的目标混淆，任务只负责解决前进道路上的一些问题，并非要达到的彼岸，而彼岸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本质上就是新旧动力的转换。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新旧动力之间原本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强调创新，但是实际上创新也离不开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合。赵昌文指出，当前对于中国的创新，特别是企业创新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对此，要把握三个重点：第一，当前我国生产性-非生产性活动收益报酬结构失衡，需建立创新导向型的社会报酬结构。第二，保持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即小企业能够成长为大企业以及大企业维持现有地位的能力，这是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为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这需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创新生态。第三，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或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表示，通过调研了解到，面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企业投资方向看不清、不敢投。怎么办？马骏介绍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发现后提出：对知识资本进行投资是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多数企业的知识资产比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产。知识资产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人力资产，指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可运用于企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二是组织资产，指组织成员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下现场工作而形成的，能够为组织创造价值的知识形式，它根植于企业的价值观体系、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组织制度和企业文化之中；三是技术资产，包括企业内部各种数据库、技术文档、版权、专利、特许权等；四是顾客资产，指企业与顾客（客户、公共管理部门）间的关系，包括品牌、客户信息，等等。走出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评价企业实力不能仅仅局限于矿产、厂房、大楼，而是应体现在专家资源、技术能力、管理水平、粉丝数量等方面。因而，当前企业要从曾经对物质资本的追求转向对知识资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