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六中全会为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8】

　（三）坚定理想信念与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关系

　　全会指出：“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全会还指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

　　我们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实行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各个市场主体来说，我们必须用必要的经济利益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用法律、纪律、道德、理想来规范人们的言行，防止方方面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侵蚀。这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任何忽视制度建设，忽视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建设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也要正确认识人的理想信念与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关系。这二者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是从统筹理解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和其晚年的相关论述看，制度及体制机制与人相比，关键在人。1980年８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在论述上述观点时，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时，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治建设，是完全正确的。

　　在经历了我国的“六·四”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1992年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这与毛泽东早在1949年9月所强调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是完全一致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所说的“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和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在人”都内含了人与制度及体制机制相比，人高于制度及体制机制的道理。我们常讲以人为本，不能在这里变成了以制度及体制机制为本。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看，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决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制度及体制机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人则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制度及体制机制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制度及体制机制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

　　三是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从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作用看，从根本上说，恰恰也可以说明是人决定制度及体制机制。资本本性是胆怯的，它会逃避动乱和纷争，并在一定的法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内运作，以谋取稳定而又可持续的利益。但是，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则是资本的最高准则。“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四是从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即人的理想信念这一内因与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个外因的关系看，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党反腐倡廉最可靠的保障是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其次是社会主义道德，再次是组织、财经纪律等，最后才是法律这一不应逾越的底线。如果只崇拜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纪教育，而忽视正确理想信念的教育，这可能唤出“为了300％的利润，就敢冒绞首的危险”这一资本的恶魔。腐败分子往往用体制机制不健全为自己的腐败行为辩护。

　　五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是一元论者，人与制度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应把人与制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是二元论甚至多元论。另外，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制度起决定作用，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人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解释为制度起决定性作用，则无法解释在同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下，有的人成了一心为公的焦裕禄，而有的人则成了刘青山、张子善和成克杰等人。

　　其实，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不赞成制度决定一切的观点，阐明了制度与人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人的理想信念是内容、是血液，体制机制是形式、是血管。我们常讲以人为本，不能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变成了以制度及体制机制为本，人倒成了辅、成了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