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

二、习近平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代对知与行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尚书》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荀子主张“行高于知”，朱熹倡导“知先行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王夫之强调“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等等。习近平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客观具体实际，对中国古代知行观作了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内涵着眼于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使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

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知行观，它主要针对有些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不一致的现状，旨在解决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的问题。在习近平看来，“知”是指思想认识，比如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意义、具体要求、标准尺度的把握，对道理的领悟等。但“知”不能仅停留在“知道”“知其然”的层面，而是要上升到“思想自觉”的高度，做到“知其所以然”。所谓“思想自觉”，就如同“照镜子”，在思想的指导下反观自己、直面自己，并把道理、理论内化于心。道虽远，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真正的思想自觉要落实到行动上，也只有落实到行动上才能体现思想自觉。习近平所强调的

知行合一中的“行”是指行动自觉，即把正确的思想认识自觉转化成具体的行为实践。习近平十分重视“行”的力量，反复强调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教导青年要“笃行”，“于实处用力”。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行”的连贯性和效果，即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以贯之地去落实，善作善成，把一张好的蓝图干到底。这就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张的知行合一有了本质区别。以王阳明为例，他所谓的知行合一，“知”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知道”“认识”，而更是指“良知”，即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而

“行”也不单是指一般的实践活动，而更是指“致良知”的功夫，即道德实践。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其核心是“致良知”。他的知行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时代局限性。同时，王阳明认识到了“知”和“行”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关系，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但没有说清楚二者之间是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比如，他认为“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全译》，第12页。），这实际上是混淆了“知”和“行”的界限，夸大了二者的统一关系。所以，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挖掘古代知行观中的合理内核，对其作了新的诠释。

就知和行的关系而言，习近平认为，二者虽然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又有着明显界限，“知”不是“行”，“行”也不能代替“知”。他之所以反复强调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是因为加强理论武装，促进思想认识提高和党性增强，可以为解决实际问题增添精神动力、破除思想障碍，深入进行查摆剖析和落实整改措施，可以为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党性提供现实教材和真切感悟。换言之，坚持知行合一，就是不断让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让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从而达到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就知和行的地位而言，习近平认为，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知”和“行”两方面同时努力。这实质上是把“知”和“行”摆在了同等的地位，强调“思想”和“行动”两手都要抓。他一方面强调“知”的基础性作用，认为提高思想认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通过学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对查摆问题大有好处。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首先要发现问题，有问题发现不了、认识不到，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第36页。）；另一方面，更加重视“知”向“行”的转化，坚持行胜于言。2014年3月，习近平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到，“中国人讲‘知行合一’，法国人讲‘打铁方能成铁匠’，都强调要把思想转化成为行动”。（《人民日报》2014年3月26日。）在他看来，只有将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二）外延扩展至广泛的治国理政实践

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知行关系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比较有限，而且过于侧重道德践履。以王阳明为例，《黄直录》中说：“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过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全译》，第258页。）由此可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要意图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还是道德修养的范畴。

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知行合一的论述突破了纯粹的道德实践的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党建等治国理政实践的方方面面。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鉴往知来，攻坚克难离不开历史启示，为政用权缺不了理想信念的钙质。在习近平看来，王阳明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行观中蕴含着解决当今社会实践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智慧，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为治国理政、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因此，一方面他吸收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关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统一的观点，把知行合一运用于道德建设之中，强调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要坚持知行合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人民日报》2014年5月25日。），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他认识到“知”“行”辩证统一的关系，对古代知行观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由此习近平提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一系列治国理念，要求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做人要实、创业要实，反复强调真抓实干，要求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他始终认为，“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人民日报》2013年4月29日。），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不抓落实，再美好的蓝图也只是空中楼阁。可以说，习近平创新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使用范围，并把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渗透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中，融合进了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之中。

（三）认识和践行主体侧重于党员干部、青年学子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强调个体的君子德性和道德践履，古代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行合一也主要是围绕圣人君子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及古代社会伦理纲常而展开的。而习近平所论述的知行合一强调的是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相统一，针对的则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的问题。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对认识和践行主体作了明确框定：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目标是党员、干部思想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实现这‘四个进一步’的目标，关键是要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第23页。）解决思想和行动上存在的问题，就是解决“知”和“行”的问题。党员干部是各项建设和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他们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行为实践直接影响着党内和社会的风气。因为“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第53—54页。）因此，党员干部的知行合一，是从严治党、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关注的另一个认识和践行主体就是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他在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等多种场合与青少年交流时，反复强调青少年要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坚持知行合一，而且还要在读书学习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知行合一。他认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就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73页。） 青年强，则国强。青少年的知行合一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习近平多次提倡青少年要做到知行合一，就是要勉励他们为投身国家建设做好思想品德、学识修养、能力才干等多方面的储备。

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习近平关于知行关系、知行合一的论述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