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王小广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视频访谈 （黄策舆 摄）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给我们作的解读。其实谈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很多人会和西方的一些供给学派去做一些对比。包括像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很多人就说，中央提出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所谓的供给经济学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在里面？我们和他们有关系吗？
王小广：我认为，现在世界都是互相借鉴的，有联系也就是讲为我所用，就是你对我的参考、启示作用，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要肯定两者是有一定关系的。特别是供给侧改革或结构改革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来以后，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点。当时的美国，它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产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美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到1.5%以下，美国常规的情况下生产率增速是3%，下降到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供给问题，就是供给不足，导致通货膨胀。里根上任以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个是放松管制，放松包括价格和其他的各种政府管制，把这个墙拆掉，这与我们有相似之处。还有减税，降低企业税收，让企业增加积累，有积极性投资，我觉得供给供给学派在这两个方面对我们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包括英国搞有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中国叫民营化，这都有启示作用。
我还想表达的是，中国这个结构性改革和当时的欧美有些关系的，但是主要反映我们自身发展的要求。第一条，为什么中国要搞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种改革和发展共识，只有对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创新，才能从长远解决问题。90年代以来，包括一些国际组织IMF，它认为很多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它出了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制度结构上有一些缺陷。特别是最典型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像泰国、韩国，他们要请求金融方面的援助，但是你为什么发生这种金融危机，甚至早一点1994年墨西哥的问题，都是因为在金融体制上面有缺陷，在财政上有缺陷，所以要求搞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第一条是适应了这个发展的大趋势，国际的发展大趋势，它也是一种共同语言、共同认识。甚至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显示其金融、财政体制存在结构性陷阱。所以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全球趋势和内在要求，发达的市场经济或改革后的转轨经济、发展中经济特别是新兴发展的经济体，都存在结构性难题，都存在体制性陷阱，因此，国际主要机构和专家都建议，要加快结构性改革。我们也是适应这种情况，我们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转型的国家，作为现在处在中等发达水平向中高端迈进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难题，也是结构性的，即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当然还有我们本身的经济结构问题。这样一个混合，就导致了我们要呼应这个结构性改革潮流。这是第一层意思，是世界上共识和共同的战略选择。
第二层意思，中国经济从2008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金，现在接近8000美金左右。这个水平再往上去不是很容易的，你要保持中高速，我们有潜力，但是我们有许多约束和困难。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动力转换，没有这个新的动力的形成，我们就难以前进，当前经济为什么困难，就是因为处于新旧动力的转换的过渡期，新的东西还是比较弱，旧的东西还是慢慢在减弱。这样，经济面临一个很强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培育新动力来解决我们的结构性的难题。我们一直在推，但是好像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个困难最终根本的，我们认为还是体制性的障碍、制度性的障碍。我们的潜力很大，有回旋余地，针对我们重大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快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培育新动力，把我们的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推进，从而保持中高速。这两个目标是关联的。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器，是培育新动力的关键因素。
主持人：谢谢小广教授跟我们讲什么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下来想请教张教授，我们知道，王教授跟我们讲，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是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创举。同时也是面临着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的法宝。请张教授跟我们聊一聊，究竟要从哪些方面或者哪些领域来准确地把握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张占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这几年社会上热议的一个词。我们理解，从中国经济的变化看，有很多重大的趋势性特征已经出现了。一个就是经济增长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已经转到了中高速增长阶段，发展方式也开始从过去的粗放的“跑马占荒”式的向“精耕细作”集约方向转化，产业结构也由过去的中低端水平开始向中高端攀升，经济增长动力也由过去的偏重要素和投资驱动开始向创新驱动转化。从资源配置上看，也由过去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开始向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转化。从经济利益福祉来看，由过去的先好先富型，向包容共享转换。这些重大趋势性特征，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理解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大的举措，也是一个创举。希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解我们的矛盾，破解我们的困境，引领中国经济积极向前走。
从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面来讲，我理解企业、政府和社会这三方面都有它应当改革的余地。比如从企业角度讲，它要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就是说如何在提供供给能力和水平上作出更多的努力。如果你的能力和水平提不上，你可能慢慢就要退出这个市场，退出江湖。逼着企业家要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质量。作为社会来讲，可能更多的要强调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包括社会信用等等。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氛围，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家能够去创造，能够有更大的热情去投资。从政府来讲，更多的就是要强调改革的重要，或者说重大的制度性的突破和创新，来破解对于各种要素的压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从具体的领域来看，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了，破解重要要素的压抑是主战场。比如，人口政策要调整，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这也是针对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口红利减退提出的针对性政策。包括讲到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也是想通过加快城镇化步伐，来破解一些制度性的障碍。另外，也讲到了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里面可能会释放出天量级的活力和动力，这个工作还要逐渐推进。另外，金融体制要改革，要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破除金融压抑，使我们金融市场更加活跃、更加稳健，更加能抗风险。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还有很多欠帐要补。这应当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两年金融市场波动很大，也提出了很大的警示，需要高度警惕这方面的风险。另外，要通过创新驱动的战略，开辟更大的供给空间，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解放生产力。另外，还要通过简政放权、政府改革，把更多的积极性让给地方、让给企业，政府少管、少干预，破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碍，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我们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另外，涉及到社会的整个服务体系建设也要加强，特别是推进配套的改革，有关领域的制度性创新都需要加强。这几个角度讲，我理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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