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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

重温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

夏春涛

2016年01月19日09:02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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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确定了这项工作的大方向与着力点。他强调,要克服偏软偏宽现象,敢于动真格、不手软;要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坚定理想信念;要通过改革消除制度上存在的弊端,不断完善制度。经过长期接力探索,管党治党工作不断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抓紧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这与邓小平的论述相对应和衔接,彼此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十分清晰。当前这场新时期以来力度最大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彰显了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能力。邓小平说过:“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前一件事已经得到很好印证,后一件事同样也能做好。

关键词:邓小平 党风廉政建设 反腐败斗争 理想信念 改革

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郑重指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这番话是从防范西方和平演变阴谋、重视培养接班人、打造过硬的中央领导班子角度说的。党内出事,不单指大方向上出问题,还包括不正之风蔓延、腐败现象等。邓小平在谈到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时告诫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阐述道:“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些表述均依据唯物辩证法原理,认为内因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决定性作用。历史证明,我们党内部搞好了,就能迎难而上,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一旦内部出了问题,事业发展就会受到掣肘,甚至遭受严重挫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刀阔斧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振奋人心。另一方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重温邓小平相关论述,进行相应的回顾与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增强信心,继续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

一、“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

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和防治腐败,不时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整党整风,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不过,改革开放之前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其中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例如,延安整风运动开创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再如,1951年整党运动与“三反”运动结合进行,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也出现偏差,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把失职、浪费、小贪污等也算成“老虎”;不少地方搞“逼供信”,酿成错案,甚至因肉刑逼供致人伤残。1957年整风运动的进程被反右派斗争打乱,斗争严重扩大化,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过去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改为搞“活动”。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不搞“人人过关”。这有助于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避免像过去那样引起社会震荡、留下后遗症。

然而,过去过火偏激之处得到纠正,但又出现偏软偏宽的一面。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82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要看得更深一点;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说:“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邓小平表示,现在不搞运动,但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刹这股风;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他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开头要有点声势,这样至少可以挽救一些人,包括那些自首投案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点声势,拖拖拉拉,下不了手,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

作风建设面向全党,而干部是重点,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邓小平一再强调要从严管束干部,严惩腐败分子。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他表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邓小平再次批评了“手软”现象。他说:“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前两年抓整顿风气这件事,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犹豫不决,明明白白的案子,这里调查那里调查,这里批那里批,批了调查,调查了批,好几年处理不了。”

1989年5月末,邓小平就时局分析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他表示,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要干出实绩取信于民。针对“手软”现象,邓小平严肃指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同年6月16日,邓小平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强调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其一是抓紧惩治腐败,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他语重心长地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的工程”高度,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1994年6月9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反腐败斗争中注重抓好经济犯罪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查处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斗争发展很不平衡;二是办案阻力重重,进展迟缓;三是处理偏轻,打击不力。2000年1月,江泽民在十五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严肃指出:“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有的搞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面对错误的思想行为缺少正气,尤其是对亲近自己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置上的所谓‘要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即使问题严重,也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有的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把从严治党同‘左’的做法混为一谈,以为‘严’就是‘左’,对错误的东西放弃了批评和斗争。”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次将反腐倡廉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使党建格局从四大建设扩展为五大建设。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告诫说:“有些领导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做事,不想负责任,在其位不谋其政,碰到问题不解决,遇到矛盾绕着走,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结果问题越积越多,以致酿成大祸。” 在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他把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概括为三个“并存”: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习近平总书记分析指出:“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以反“四风”为突破口,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往抓作风建设存在时紧时松现象: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时抓得紧,活动一结束就松下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致问题反弹回潮,治理效果昙花一现。不少人起初以为这次也会是一阵风。据报道,因公款吃喝风被刹、生意不景气,北京某高档餐馆老板给员工打气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最多坚持一年,大家挺住,共渡难关。”而事实证明这是误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 他强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做到经常抓、长期抓,防止作风问题反弹。目前进行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表明作风建设形成常态化。

关于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他断然表示,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近两年多,已有逾百名省部级及省部级以上高官被查处,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苏荣。这些腐败分子大多在十八大之前犯事,党中央实际上是在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有人说这是“选择性反腐”,实属不经之谈。这不是党同伐异,而是党内正邪两种力量之间的较量。我们党没有退路,倘若不痛下决心力挽狂澜,就会失去人心,我国大好发展局面就会毁于一旦。正如王岐山所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密集打“虎”,这体现了习近平等人的历史担当意识。另一方面,打“虎”既雷厉风行,同时又讲程序、讲法治,还须掌握节奏、注意策略:在头绪纷杂情况下,先动谁、后动谁、怎么动,如何稳住局面、避免引起大震动,必须有一个通盘考虑。这体现了智慧与谋略。

这种果敢、魄力与务实态度,支撑起当前这场新时期以来力度最大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彰显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自我净化能力,深得党心民心。邓小平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实践证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过硬的好班子。

(责编:朱书缘、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