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围绕改进作风、治理腐败，邓小平在强调坚定理想信念的同时，还重视从制度层面加以解析。
在1979年11月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一些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经有了，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厉害” 。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深刻反思历史，郑重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一战略任务。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邓小平分析说，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搞特权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与思想上不够重视、各项制度不健全、法制很不完备大有关系。在邓小平看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指出：“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很显然，邓小平的思路是按照人民民主或民主集中制原则来改革和完善制度，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邓小平进一步分析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他正颜厉色指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充满制度自信，认为我们能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他说：“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已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以上这些文字所表述的思想，今天读来仍令人震撼，发人深省。
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南方谈话中，他意味深长地强调：“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邓小平说过，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的23年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续探索与实践，重视标本兼治，致力于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针。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仍不够完善和成熟，买官卖官、“带病”升迁现象屡禁不止便是一例。制度执行力也亟待提高。自1986年起，中央就干部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问题一再作明文规定，但效果不大，往往收敛一时便故态复萌，乃至越发失控。周永康、令计划、苏荣等人疯狂敛财，形成“家族式腐败”。再如，中央目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惩治腐败，而下面总体上显得主动性不够，投入程度不够，有点像温开水，与中央的要求、群众的期望存在差距。近年这么多违法乱纪的高官（包括7个省会的市委书记）落马，主要是中纪委铁腕反腐、直接查处的结果，而本地本单位的党委、纪委大多失声，有的甚至帮着捂盖子。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被实名举报后，该单位竟然出面“辟谣”，声称将追究举报人污蔑造谣的法律责任，成为一幕闹剧。
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一态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勇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一再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笼子扎紧一点，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建章立制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制度执行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包括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严格划清公与私的界限，杜绝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
综上所述，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确定了这项工作的大方向与着力点。邓小平强调，要克服偏软偏宽现象，敢于动真格、不手软；要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坚定理想信念；要通过改革消除制度上的弊端，不断完善制度。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三任总书记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要抓紧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不敢腐靠保持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形成威慑，属于治标；不能腐靠完善制度，改变“牛栏关猫”现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属于治本；不想腐靠加强思想教育，重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从思想根源上解决“总开关”问题，同样属于治本。这恰好与邓小平着重强调的三点相对应和衔接，彼此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十分清晰。事实证明，尽管新时期以来面临的考验与挑战日益增多、更加凸显，困难与压力越来越大，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上始终方向正确、态度鲜明、决心坚定，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向前推进。
目前进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意义深远，既着眼解决党内现存的突出问题，切实改变政治生态环境，又放眼未来，着力从完善制度、筑牢思想防线上，为管好党、治好党建立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长效机制。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每一名党员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按照“三严三实”要求，自觉地讲纪律、守规矩，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群策群力，我们就一定能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党始终勇立时代潮头，带领人民谱写历史新篇。邓小平说过：“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前一件事已经得到很好印证；后一件事一直在努力做，同样也能做好。我们应当自信，我们完全有理由和底气自信。
原文载《邓小平研究》2015年创刊号（总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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