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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 侯昂妤:不尽长江滚滚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十

2015年08月06日13:17   来源:中国国防报

原标题:中国国防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十

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习近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中国的国势,古老国家得以重生。

近代中国从东亚中心的“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列强的冲击、掠夺和分割下风雨飘摇、支离破碎,日本宣称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山河崩裂、天地改色,国家危在旦夕,中国的民族热情和爱国能量在抗日御侮的大旗下前所未有的凝聚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指引下,中国的青年作为国家的脊梁,战斗在抗日的各个战场,投笔从戎、弃犁从戎、以笔为剑……竭尽血力以青春、智慧、意志、生命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不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在世界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的色彩。

烈火青春燃九州

那个时代的青年面对的是入侵者的炮火刺刀,支撑的是破碎河山。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抗日战场,热潮所至,如江水奔腾,不可遏止。

曾任苏联驻华武官的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在华使命》中指出:“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于中国付出极大牺牲所起到的战略钳制作用,斯大林说得更为一语中的:“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在东线战场,中国长时间扮演着抗击日本的“孤胆英雄”角色。早在1931年,日本就入侵中国东北,扶植“满洲国”傀儡政府上台,中国自此独自艰难地支撑战局。二战中,任何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坚持抵抗那么久。中国军民克服了千难万险,在敌我相差悬殊的困境中顽强抗战,拖住了日军的主力部队。而在14年的抗战中,中国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6000亿美元经济损失的巨大代价。

那个时代的青年面对的是入侵者的炮火刺刀,支撑的是破碎河山。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极大地激励广大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抗日战场,热潮所至,如江水奔腾,不可遏止。周恩来指出:“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在陕甘宁边区,广大青年响应“到抗日军队中去,到敌后方去工作,掀起学习军事热潮”的号召。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头两年,边区就有8000余名青年参加了主力部队。那时,兄弟间互争不让,年轻妻子送丈夫,年迈父母送子女等感人事迹,屡见不鲜。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大青年参军极其踊跃,据岳北区当时统计,抗战以来(至1941年底)全区参军的青年达13291人,占全区青年总数的5.8%。阜平县抗战以来参军青年有1282人,占青年总数的15%。平山李家沟青年共有28人,参军的就有15人,占53%。在岳北区1942年报名人员中,青年占总数的45%,应召入伍青年则占总数的54%。广大青年高唱“当兵要当主力军,不是好铁不打钉。”对此,朱德说:“八路军是青年军,是全国青年的好学校。在八路军里90%以上都是青年,尤其是在干部中占绝大多数。”凯丰也给予了青年很高的评价,“没有哪一个军队离开青年能够存在,青年是军队的主要支柱。”没有广大青年的积极加入,八路军要想发展壮大是不可能的。抗日根据地广大青年除了积极参加八路军外,还建立了各种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青年武装。1938年晋察冀边区有18个县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达到15800多人。在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全省青抗先队员达到11万多人。青抗先队员的平均年龄在15-23岁之间,成分以青年农民为主体。北平、天津的抗日锄奸团都是大学生、中学生,最大年龄20岁,最小17岁。

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党员的人数由4万人增加到80万人,武装力量从1937年的9.2万人增加到1945年的91万人。其中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比例。《大公报》把每天大学生从军人数都进行了统计。从1943年12月1日的400人,到12月4日的3000人,到12月7日超过5000人,12月9日竟达到9000人请缨。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纪念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美国学者费正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延安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延安被斯诺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步行几个月到延安。最远的是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出发,先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然后通过越南进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有的人走了半年才到。

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的一儿一女就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为抗战效力。梅贻琦的独生子,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级的梅祖彦,于1943年11月弃学从军,在空军部队当了一名普通的翻译员。同济大学参加报名参军的达600余人,占全校人数三分之一,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未报名者多因体弱多病受师长劝阻)。除青年学生报名外,同济还有几位青年教师也踊跃参军,其中一位是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当年,留在同济的德国教授看到这样的情形,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中国不会亡!” “中国一定强!”

抗战时期的空军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天之骄子,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复、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翁文灏的儿子翁心翰、乔大壮的儿子乔无遏、林徽因的弟弟林恒,都是空军飞行员,大多血洒长空。翁文灏的儿子翁心翰率队从湖南芷江飞赴桂林上空,被敌机击中,壮烈殉国,时年27岁,新婚仅仅7个月。几年后,抗战胜利之日,翁文灏在陪都的欢庆声中,赋诗一首,痛悼爱子:“……太息翰儿立志忠,英年卫国尽强雄。何堪五次临空战,力竭疲身命亦终。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先生在《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一文中,记述了当年梁、林二先生从北平南下流亡途中,跟一批年轻的空军军官结下了情同亲人的缘分,他们成了军官们的“名誉家长”,小伙子们一个一个围绕在他们身边,最后,又一个一个离开他们,一去不回,血洒蓝天,只有一份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寄回他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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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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