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奋飞开新元
中华民族涅槃需要青年的浴火重生，在思想观念、精神状态、行动方式方面具有更宽广的世界胸怀，能感知世界、感悟世界、感召世界。
中华文明五千年，辉煌而绵长，盖希腊罗马，超埃及印度，有人说得益于独特的地缘条件，有人以为是由于有早早成熟的思想，但最根本的还是中华的伟大活力！这活力，来自一代又一代充满朝气的青年。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面对“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残酷场景，在潮湿的防空洞中这样预言：“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她日以继夜，积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昨天，国有大难看青年，今天，助国鼎兴是青年，青年要成为扛鼎的力士，青年又将与国俱兴，成为中华子民中最富成就者。这正是江山代有人才出，长江后浪高前浪。
中国梦中的青年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这就要求青年要做知行合一者，有激情、有理想、有行动。一沓纲领抵不过一个具体的行动，青年要从坐而论道转为起而行之，做国家的建设者、保卫者、创新者。成为为富强、文明的国家理想而尽己所能的建设者；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保卫者和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成为为国家和世界注入新的活力和推动力的创新者。
在国家存亡、民族荣辱的考验中，中国青年向国家、向历史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优秀代表，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新的作为。沈从文１９３８年在《给青年朋友》中写到：“盼望青年朋友，相信青年朋友，从本身起始来努力，作一个人，作一个中国当前所需要的国民……建立一个标准，一种模范，由此出发，再说爱国，救国，建国。” 中华民族涅槃需要青年的浴火重生，在思想观念、精神状态、行动方式方面具有更宽广的世界胸怀，能感知世界、感悟世界、感召世界。
感知世界，就是眼里有世界，心里有天下，能够知道天下大事，预判天下大势。《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近代中国由上至下的闭目塞听是衰败的主要原因。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打完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对世界的茫然无知一开始就注定了战争的结局。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可谓“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相反，日本对于中国可谓费尽心机、了如指掌。１９３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有很多号称中国通的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几乎比中国人自己还了解，甚至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军队自己用的还准确，研究中国的各种书籍资料纷繁多样，这些有针对性的准备使得他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今天与近代相比，中国已经不是东方的中国，不是欧亚大陆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全球的中国。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亚马逊河的一只蝴蝶抖动翅膀真有可能使长江涨水。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谁先发现新世界，谁就先发展先强大，谁就有可能成为地球之王。现在是对世界感知得全面，感知得深刻，才能把握世界规律。这就要求中国青年不仅仅看到世界的表面，还要看到世界的更深层次；不仅能看到静态的世界，还要能看到动态的全球。
感悟世界，就是善于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文化、思想。只有善于学习的国家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依次从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到了美国。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的转移。二战时期，美国吸纳了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从此成为一个不仅有爱迪生，还有爱因斯坦的国家，从一个仰视欧洲科学的国家转变为容纳欧洲科学家的国家，从而迅速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感悟世界的敏锐度决定了发展的高度。国家是如此，个人也是如此。马汉研究英国在拿破仑时代中获得海上霸权的历史，振聋发聩地为美国提出了一条走出孤立主义走向海洋的道路。１９１９年，毛泽东２６岁，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并发表创刊宣言。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并号召“由强权得自由”。这样洞察世界大势的判断得到了李大钊很高的评价，被《晨报》认为“魄力非常充足”。在全球化时代，技术日新月异、政治瞬息变化，今天的青年需要更宽广的世界视野、更深厚的科学知识以及更强的俯身学习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不负青春不负国家。
感召世界，就是在感知、感悟的基础上达到感召世界的新境界，形成吸引世界新的中华软实力。在历史上我们曾经长期感召世界。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不仅首都长安是国际大都会，而且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定居，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唐朝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１３世纪，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１７年，回到威尼斯后，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１７世纪德国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知识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他认为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竭力计划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设立有中国研究部门的学士院。在１８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眼里，中国是近乎完美的，他说：“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的。”２０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在他写的《中国问题》书中有一句感动世界的话：当一个国家强大得不想去侵略别国，那么，这个国家就叫中国。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人类的一颗璀璨明珠，今天应该让她的光芒照耀得更亮更远。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他极具洞见地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注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和痛苦。”大国的青年因此得承担更大的责任。今天的世界，需要中国走出内敛式的自我发展，已经到了破除强必然霸的迷梦的时刻，到了中国走回自身的时刻，到了中国承担与之能力、地位相应的世界责任的时刻。
70多年前，林徽因以血泪写了诗歌《哭三弟恒》，来祭奠１９４１年空战中牺牲的弟弟：“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那不朽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此时，让我们为青春，为国家再读读、再想想、再出发。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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