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理性共奏鸣
一个民族精神的凝结、力量的凝结，首先是青年群体的凝结；一个民族精神的高昂、战斗意志的坚强，首先靠青年振臂高呼和勇敢实践。
鲁迅先生将“五四”初期、中期的青年按照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前进”几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和中国的青年经历新文化思想启蒙、洗礼已经２０余年，民族国家意识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强敌全面入侵下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国家意识迅速燃烧，成为照亮中国前途的火炬。 中国青年“醒着”并“前进”着，作为主力和先锋救民族国家于水火。
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发生一场局部战争或者武装冲突，靠军队的一部分人甚至是一支雇佣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一场抵御强国的全面入侵，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青年的反击和抵抗。没有全面动员，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全面动员，绝对不能取得胜利。因为，全面战争意味着全体国民的比拼，意味着体力、智力、思想力和爱国力的全面较量。而青年恰恰是体力、智力、意志、思想力和爱国力最重要的主体，是这个国家力量最深层的载体。这个时候当兵上前线靠青年，后方生产保障也靠青年。流血的是青年，流汗的也是青年。鲜血最早最快热起来的是青年，思想能够前行开拓的也是青年。一个民族精神的凝结、力量的凝结，首先是青年群体的凝结；一个民族精神的高昂、战斗意志的坚强，首先靠青年振臂高呼和勇敢实践。
抗战初期，中国青年面对咄咄逼人、全面推进的日本侵略者，最大的困惑和思考就是：中国能不能胜利，怎么胜利？青年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是抗战最重大的战略问题，当时的青年对此不断求索、追问、思考、实践着，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寻求一条独立、光明的道路努力着。１９３８年，在延安的破窑洞里，经过８天９夜的呕心沥血，毛泽东写出了惊世之作《论持久战》，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规律，系统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毛泽东还经常在抗大给青年学生讲授《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批驳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给广大的青年和民众拨开了悲观的迷雾，让大家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出于卧薪尝胆而“师夷长技以制夷”，掀起了留学日本的高潮，从１８９６到１９１１年，留日学生达到数万人，留学的专业以政法和军事为最热门。周恩来、蒋介石、蒋百里都在其中，他们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军事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些积淀在抗战中转化为对敌的思想和行动力量，这样的青春一代代传递下去。近代军事学家李浴日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他的抗战科学公式是：（武力抗战＋外交抗战＋经济抗战＋间谍抗战＋宣传抗战）×举国一致、坚持到底＝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个公式鼓舞着青年，催进着青年，为争取抗战胜利，拼搏向前。
蒋百里作为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李浴日作为黄埔军校和中国陆军大学的教授，他们看重的是青年，中国的青年心不死，人不绝，中国就不会灭亡，中国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周恩来、蒋百里、李浴日等将自己青春的思想和意志这样传递下去，青年也不负所望地接过火把，奔跑着、奋进着。一代代中国人将青春的理性和激情凝结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意志。
日本在入侵时，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速决战。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占南京，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恐怖中，３０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惨遭杀戮。日本则举国狂欢，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但是，中国人人敌忾，步步设防，构筑了有形和无形的坚强壁垒，军民的慷慨之气在战争中不仅丝毫未减，而且大有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之势。在１９３８年，日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顽强，取得胜利的自负气焰一点点淹没在中国人的坚韧中。侵华时期的日本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１９４１年１月９日昭和天皇在日记中吐露了因低估中国的懊悔之言：“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日本轻视了支那，应该尽快停止战争，奋发１０年增强国力。”西南联大法律系燕树棠说：“我们抗战力量，愈战愈强，日本的野心已经变为梦想……”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承担着国家社会的职责，将个人学问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说：“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益世报》创办者雷鸣远在抗战初期的感觉是：“我所听到的，我所看到的，我所接触到的，人人抗日，人人坚决抗日，并且人人在抗战上愿尽义务，愿负责任。”狭路相逢勇者胜，坚韧者胜，正义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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