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

编者按：“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制度有不能更易的根本制度，也有顺应时代需要，满足国家治理特殊要求的阶段性制度安排。制度设计的重点是规范权力关系与权力运行。本文作者针对转型中国的特殊要求，对权力运行特征和实际需要作了深入分析，强调法治的核心和要义是约束权力，避免公权力滥用，同时提出赋予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以更大的权力，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推进民主法治。其逻辑在于，要求“新设计师”编织好约束权力的笼子，就必须赋予其编织笼子的实力，保证将政治优势化为组织优势。作者认为，法治不仅是削权和分权，还应当包括授权和赋权，只有科学分配权力，才走在民主法治的正确道路上。

引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确立或强化了依法治国，这必定引发我们思考，依法治国的本质和要义是什么？简单地说，借助法的规范性和强制性，明确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因此，既要削权、分权，还应授权、赋权。权力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力。权力不存在有无，只存在分配和运行科学与否。科学的制度就是规范和有效使用权力。国家制度采取分权制衡，还是集权或适度集权，取决于人文生态与特定阶段、特定集团或社会对某种权力模式的适用度。基于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原因，满足现代民主承载能力，中国民众需要进行至少一代人的训练，并且是以更大的推行力度为前提。由于转型期较为漫长，同时矛盾尖锐，问题复杂，没有超强的驾驭力和引导力，很难实现有效和平稳转型。所以，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削权，而是向决策层特别是决策者提供履行责任相匹配的权力。给编约束权力的笼子，一定要给编织者相应的权力和能力，这是基本逻辑。当然，授权和赋权不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把手”，只是针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通过提升其决断力和执行力，推进中国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向“平民政治”转变过程中，强调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貌似反向运行，其实同向同步。由于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二者叠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适应，这就是大量的深层矛盾涌现出来，其中最大挑战是怎样有效避免政治权力碎片化。比如，“从政治的高度”可以解构一切社会规律和规则，但利益至上又往往具有深层的瓦解政治权力的能力，当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政治权力，结果就是“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再加上民众独立思考能力增强但不成熟，阶段性上存在逆反甚至叛逆，必进一步加剧政治权力被解构的风险。政治权力碎片化在西方社会不是问题，其原本就是碎片化制度设计。比如，日本首相曾经似“走马灯”，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关门，但经济和社会基本不受影响。中国的政治权力一旦为利益解构，必出现权力真空，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要想避免权力真空或政治权力碎片化，现阶段的重要对策是提升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权威，以此保证中国平稳度过转型期，最终实现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现代化。

一、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的必要性

赋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大的权力，其逻辑与必要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生态变化赋予最高领导人更大责任，按照责任与权力对等的政治伦理规则，必须赋予相应的权力。世界范围内国家政权更替已经和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上个世纪的国际共运，是阶级对抗，政权更替意味着一个阶级的兴起与消亡，所谓“改朝换代”是指统治阶级的整体进退。正是这一特点把整个阶级或集团联结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国家间的博弈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存在很大的共存空间。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调整，又决定着国内阶级斗争不再，阶层关系因利益集团不断调整而界限逐渐模糊。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权力更替不再以阶级和集团的方式出现，而是塔尖上一小部分人的变更，或代表党和国家权力的那几个人，甚至是一两个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人”与新总统身边的高官基本是前朝官员，就证明了这一特点，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与乌克兰危机，更突出和强化了这一特点。既然最高领导人的变更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动荡，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兴衰，也就意味着执政党或国家最高领导人承担了超大的责任，有责任就要有履行责任的权力，这是政治伦理规则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