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4】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模式与西方存在一个很大差异，西方国家虽然是“三权分立”，但总统组阁后在行政领域却有充分的决策权。中国民众称赞普京的强势，其强势并非仅缘于其刚强的性格，很重要的是拥有解散国会的权力，有即时撤销失职部长职务的权力，等等。中国最高领导人没有组阁权，其本人与领导集体同步产生，这就意味着领导班子架构源自上一任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意志，这虽然有利于集体领导，但客观上削弱了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与权威。仅此一点，就需要赋予最高领导人更大的权力。

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变换思维，要看到任何制度设计，都存在集权，要么是党权或政府权力高度集中，要么是利益集团以隐蔽的方式集中某一种操控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所谓西方的政治寡头和金融寡头，所谓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都属于集权的特殊形式。举例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浪潮中诞生了包括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夫斯基在内的“七寡头”，他们操控了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媒体披露，叶利钦曾与“七寡头”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寡头们支持叶利钦连任，叶利钦保证维护寡头利益。有人甚至说，俄罗斯寡头中的教父别列佐夫斯基，他可以宣称自己为俄罗斯选择了两位总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矛盾产生出来，寡头们逐渐演变成普京新经济政策的障碍，为了破除障碍，普京明确提出：“寡头们不可以、也没有权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如果有人不喜欢这样，如果有人已经习惯了无政府主义，那我很抱歉，他们将必须遵守新的规则。”结果七寡头在普京的铁腕下，要么丧命，要么流亡或破产，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再没有党政之外的集权方式，正如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奥尔嘉 克鲁斯诺夫斯卡娅所说：今天的俄罗斯，最高权力阶层中官僚贵族所占比例，已经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4.8%增加到58.3%。这个数据中实际上包含了权力集中和分配方式。所以，笔者强调赋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即便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角度分析问题，只是从以显形集权遏制隐形集权，从规范权力运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角度看，也是必要的，积极的。

三、赋予何种权力与如何维护权威

赋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大的权力，形成更高的权威，并非否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而是认为建设科学的制度体系，尤其是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层面的设计，必须依靠设计者的权威，这显然无法离开权力。前面讲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完成了制度设计和实施，原因在于他们拥有事实上的“组阁权”，保证在拥有权力的基础逐步形成权威。

那么，今天该赋予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那些权力？至少包括5种权力：1、提议和决定解除核心领导层某一成员职务或接受其辞职的权力；2、即时解除失职渎职部长级高级官员职务的权力；3、突破旧体制限制起用特殊人才进入领导层或要害岗位的权力；4、赦免特定政治人物以平衡政治力量或换取政治支持的权力；5、作为“新设计师”主导顶层设计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一句话，对于成长期和特殊阶段的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应当拥有不低于世界大国领袖的权力。

在赋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大权力的同时，强调维护其权威，主要是针对时代特点而来的。因为社会进入多元化，如果赋予其权力的同时，不注意维护权威，也会产生瓦解权力的效果。根本而言，权威是靠个人执政能力和智慧赢得，比如，习近平已经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很高的权威，并且是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应当清醒认识到，今天的最高领导人不同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后者拥有半个世纪或近半个世纪的权威形成期，今天的任期制阻断了这种周期。更重要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给领袖充分的形成权威的条件，和平时期不会给领导人多少创造惊天伟地功绩的机会，至少在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前是这样。因此，党内尤其最高领导层必须遵循政治伦理规则，以此强化最高领导人的权威。简单地说，既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习近平，就意味着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至少没有发现有人比他合适，那么我们就以契约精神来给予其以无条件支持。此外，引导媒体和大众树立维护最高领导人权威的意识，这未必是一项维护自身利益的选择。一句话，维护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是党中央的责任，是全党的责任，也是所有关心国家未来，期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者的责任。

最后补充强调三点：一是赋予最高领导更大权力存在前提，就是“制度框架内”，尽管这是一个动态的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僵化的制度框架，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由全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维护宪法、制订定法律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和职能；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等。二是民主法治是当代中国人的共同诉求，但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对于没有经过西方那样的启蒙教育，严重缺乏现代民主法制精神中国，承载民主的能力其实很弱，不经过必要过程和历练，很难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我们走向民主法治。三是赋予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更大权力，不是同时向各级党委“一把手”和政府扩权，恰恰相反，以民主法治限制各级党委与政府的权力，尤其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势在必行。简言之，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的权力是为了更有力地推进民主法治。这是一项只针对最高领导人而不能推而广之的政治设计。

作者简介：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3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入选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被人民论坛评为“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军委总部赋予的研究课题90余项，包括《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在内的9部法规。上报中央和军委总部研究报告、内参103份（项），部分为中央和军委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思想的原野》等著作32部（套）。发表《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等论文300余篇，首提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个人著述600余万字。在国家机关、高校和部队演讲、作报告上千场，直接听众逾百万人次。

（来源：《上海经济》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