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2】

第二，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目标与瓶颈问题，要求改革设计者拥有完成制度设计的能力。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制度设计，除了高超的智慧，很重要的是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及其基础上形成的权威。今日中国面临全新挑战，因为中国已经拥有更大的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能力，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的情况下，中国要实现平稳过渡和跃升，至少需要几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续努力，而最关键的是习近平这一届，因为其要完成框架结构的设计，解决主要矛盾和深层制约，为后来者铺平道路。所以，阶段性上习近平必须拥有不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权力和权威。

一是大国国民塑造与应对外部挑战，需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拥有强大引导力。中国大国崛起的瓶颈主要不在财富创造，而在于民众缺少大国国民应有的人文品质和价值观念。西方国家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及基督教新教完成国民塑造，这个过程很漫长。当代中国不可能拥有如此充分的时间，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力量，迫使我们在人文素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迈入大国行列。这就必然导致严重的落差与错位，处理不好会因此形成全面冲突，迟滞甚至瓦解中国梦。既然如此，就需要有效力量介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强力推动，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有关。

换个角度分析，要想保证中国占领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需要开展一次较“真理标准大讨论”更强劲，更广泛，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以此保证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同时产生一批照耀民族乃至人类前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必要性显而易见，但困难极大。因为，新中国成立65年来，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我们党，既没有造就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也没有实现文化的全面繁荣，原因之一是背负太沉重，思想禁锢太多，日常我们听到的几乎都是“不允许”，甚至孩子们从小就在“禁锢”中不敢放飞梦想。如此精神重压，何言创造力？要改变现有生态，不能坐等社会力量自然积聚，必须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主导和推动，这需要巨大权力的支持。

应对外部挑战与大国崛起需要强势政治家的带领，更容易理解。中国崛起于世界既然不走“铁血”道路，而美国的文化自信又异化为文化自负，那么探索一条全新道路，就历史地落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身上。应当说，破解这一历史性也是人类的现实难题，不管对世界发展与中国崛起都至关重要。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承担这样的责任需要哪些条件和因素，必须弄清楚。全民族共同努力实属必然，但特定历史阶段和超重要使命任务，要求强有力的政治家来带领，因为中国崛起较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都更复杂，更艰难。比如，政治制度差异导致现有世界大国对中国皆存有偏见和误读；中国周边积累了大量的历史难题难于破解；中国崛起于经济实力与科技、文化、军事、人才严重滞后导致跛脚；弱国心态与对世界不了解或了解不到位形成错位，等等。所谓强有力，必然包括政治家握有超大的权力。

二是实现党的执政能力自我超越，需要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强大主导力。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不走”，这是正确抉择。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精神大厦和思想引领，都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相互存在借鉴性而不具有复制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路径。虽然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只是指明方向，理论大厦建构远未完成，而完成一种新体制制度的设计，没有超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联袂，注定无法完成。不仅如此，就是跳出现有的羁绊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中共成长史可谓辉煌与痛苦相伴，昂扬与沉重相依。以精神大厦建构为例，中国共产党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起家，其中包含着两大创造：一个是以革命激发精神力量，另一个是以神圣赢得追随者。世界处在热战和“冷战”两种状态下，二者都能实现和保持，“冷战”结束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转入执政，几乎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魔咒“格瓦拉困境”，便如影随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中国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神圣性，就必须实现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纯洁，同时让民众认同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事实上离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二者都难做到。

西方政党为什么不存在这样的难题？因为其执政合法性不需要以神圣性来支持。奥巴马说过一句话，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大家博的是执政能力。所以，他们并不太在意党的高层甚至党首因腐败被拉下马，也不必在意自己党史上的各种污点，只在意当下如何影响选民的意志。综上，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观和政治理论的突破，势在必须，而保证最高决策者拥有强大的思想影响力，理论突破能力很重要，这同样无法脱离权力的支持。

三是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有突破大阻力的能力。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是思想观念僵化，特别是领导层受制于“两个凡是”，那时不仅没有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相反有人民群众普遍追求富裕的强烈愿望的支持。今天，习近平主导的新一轮改革，既受僵化思维制约，更受既得利益集团掣肘，所以，改革难度大于上一轮改革。诚然，习近平主导的反腐和转变党风，已经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一种强大的政治优势已经形成，但政治优势只有化为组织优势才会产生力量。古罗马时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因为关照的是广大民众的利益，动摇的是贵族的利益，虽然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厄运。苏共垮台也是这样，最后摧垮苏共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苏共自己，甚至说是苏共高层，因为掌握重权者，利用权力寻租攫取超额利益，只要政权不改变，随时都有被清算的可能，而政权一改，黑钱即可洗白，所以他们内心里都希望苏共垮掉。

这种比较或许牵强，但规律还是需要正视。长期以来，由于制度缺失和治党不严，高级领导干部中很多已经蜕化变质，甚至成了尚未惩治的犯罪，他们不可能真心支持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内心更希望来一次政治动荡，以改变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应对这种潜在的政治危机，只能赋予习近平更大的权力，即以权力来维护改革，保障法治，推进民主，而无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