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阳
《木兰诗》是中学课文，涉及此作的戏曲作品又尚不止 《木兰从军》一种，然无论在原诗，还是在后世剧作中，关于木兰所处时代背景和国家归属又多语焉不详，对此我曾向小如先生请教，他在回复中指出，“《木兰诗》写作年代，争论较多，但以它为北周至隋这段时间的作品较为可信。北周的天子可称‘可汗’（平声，寒音），所征即今昌平一带的天寿山（黑山头），当是突厥所占土地。而木兰所住地，当在黄河以南中原地带。”诸如此类，寥寥数语，便解我心中疑窦。
2003年第1期《中国京剧》上发表了张古愚《〈三岔口〉是有头绪的剧目》的文章，对拙文《琐议新、老〈三岔口〉》提出了批评。自然我又想到找小如先生评辨，先生在回函中写道：“来信及先后两文并张古愚文均读了一遍。……关于你们‘笔战’焦点，在于故事起源和《三岔口》改本。……至于此戏故事起源，最早见《元曲选·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比《杨家府演义》还要早，你可检《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便知。张老已几十年不进剧场，大约他根本不知《三岔口》的新本，故认为加‘大’和‘新’都无必要。这更不必计较了。我意你第二篇文章留我处，我准备据你原稿增删改写，然后用你我两人署名发表，这样较妥，想荷同意。”尽管后来小如先生因琐务缠身未能践行撰写论及《三岔口》的文章，但老人在信中肯于在我这个晚辈面前，不避故旧、秉公而断的表态，使我备受感动。
近年来，我多次借进京出差、开会的机会到中关园的“莎斋”拜谒，但我同先生之间始终保持着雁去鱼来的交流方式。直至2009年夏，87岁的小如先生因突发脑梗，右手不便写字，才终止了他的“鱼来”，而我的最后一封“雁去”则是在今年4月3日寄出的。查算1996年至2009年间小如先生给我的回信，每一封信笺的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几个故事。先生对待后辈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真挚与热忱以及对事对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感动。林宰平先生生前曾对小如先生作过“待人以诚”的评语，如果允许我从自身和吴先生的接触现身说法，我以为林老对小如先生的评价无疑是极为准确的。
记得一次，谈起戏曲剧本创作，小如先生用带有质疑的口吻问我：“你看过《大戏考》吗？看过《缀白裘》吗？看过《六十种曲》吗？如果你没认真逐一地看过这些剧本，就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京戏是怎么来的！拿起笔来就写，怎么可能写出像京剧的本子呢？”先生一连串的反问，令我无言以对，更让我对今天时代背景下的戏曲创作感到任重道远。惭愧的是，时至今日我仍未做到通读《缀白裘》，但先生于传统戏曲那份不与时同的坚守，却始终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
如果说，我是从拜读先生《京剧老生流派综说》的章节，而对戏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话，那么，后来由兴趣选择专业，再到从事戏曲研究，小如先生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对我人生选择影响至深的前辈之一。无论是读小如先生的著作，还是通过鱼雁往来的求教，更或谒见时的问疑答惑，都使我在“戏曲观”、艺术观乃至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小如先生太多的影响。
“梨园董狐文章终本色，菊谭司马信言永存真。”与先生交往的19年里，实在有着太多往事值得回忆。真心希望在学界喧嚣与浮躁的今天，小如先生的论戏著作及他在诸多领域中的学术观点，不要随先生的离世而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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